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舆论围绕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炒作始终高温不退。最近，不少西方媒体又抓住我导弹拦截试验和国防现代化大做文章。“中国威胁论”似有波澜再起的势头。

　　回溯中外关系的历史长河，可以发现，“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新东西。其早期形态当属1873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黄祸论”，其逻辑起点则是更早些时候拿破仑提出的“睡狮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威胁论”便死灰复燃，在更大范围内持续不断地扩展开来。从“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间谍威胁论”到“中国黑客威胁论”等等，花样不断翻新。

　　客观上，当代“中国威胁论”源于中国实力地位快速增强，超越了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心理承受力。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长期习惯于面对一个庞大而贫弱的中国，他们对当代中国超常速度崛起缺乏足够的心理预期和准备，传统优越感开始动摇。他们习惯了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对突然面临的竞争一时难以接受，危机感萌生。

　　从中国加速崛起的事实简单地推演出“中国威胁”，这个认知过程显然受到西方传统政治学逻辑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经历过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对外征战，强权政治理念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当他们试图从既有经验与文化中寻找应对现实问题的答案时，极易滑入所谓新兴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既有霸权并导致战争的思维路径。但在当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种历史宿命论难免有些迂腐陈旧。

　　将中国加快崛起简单地导向“中国威胁论”，还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足够理解。与西方的哲学政治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强权政治、奉行睦邻友好。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可见，现时中国对外战略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念。但不少西方政客和学者却依然固守成见，不厌其烦地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真心实意。正所谓坏人眼里无好人。这多少与他们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历史与文化传统、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无知相关联。比如，那些“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鼓吹者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成就，却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国防事业曾长期停滞。中国幅员辽阔，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须与其职责使命相适应，近年国防投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偿债。总之，“中国威胁论”暴露出西方对华认知的缺陷。

　　将中国加快崛起简单地导向“中国威胁论”，恐怕也难以完全排除某些西方政客与谋略家的邪恶图谋。拿破仑的“睡狮说”强调不要让它醒来，“黄祸论”的始作俑者直接上书沙皇要求着手征服东方并促成列强联合侵华，当代“中国威胁论” 鼓吹者更是赤裸裸地主张联手制华。

　　我们看到，当代多数“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并非出自中国周边国家，反倒出自遥远的美国和欧洲，司马昭之心无非是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前些年出自美国的“李文和间谍案”、近期德国媒体炒作的“中国间谍威胁论”等等，都充分暴露出其无中生有的歇斯底里与唯恐天下不乱的阴暗心理。我们不能忘记，“黄祸论”的肆虐曾经为近代中国遭受列强长期欺凌作伥。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大国当下宣扬“中国威胁论”，正是故伎重演，谋求压制中国发展。中国正面临新“黄祸论”的威胁。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依然漫长。中国的实力地位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就难免继续翻新花样，期待它短期内销声匿迹是不现实的。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自在人间。外部世界也需要时间反思调整。但不能因此任其自生自灭。只有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宣示和平发展，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与多层次对话，才能逐步消除外部疑虑，赢得认可与信任。同时，也需适时揭露其隐含的邪恶图谋，防止三人成虎，避免落入圈套。当下，尤其要谨防“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一体两面，即以“中国威胁论”来压制，以“中国责任论”来诱导。应避免为缓和“中国威胁论”而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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