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8日电《澳门日报》8月18日发表社论《城管执法考验地方行政》说，湖北和浙江对城管和城市商贩出台的新举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学、务实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学习和推广。

　　社论摘录如下：

　　湖北省建设厅日前在全省文明执法教育活动情况交流会上表示，将城管执法人员工资和装备保障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范畴，实行全额拨款，避免乱收费引发的纠纷。这种让城管不再靠“创收”吃饭，使城管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同时市政、环卫维护经费和城市管理执法经费等均由财政负担，斩断了城管利益链条，将可成为规范城管队伍和打造文明城管的釜底抽薪之举。

　　就在上月底，重庆市渝中区三名城管发现有人占道摆摊，遂准备暂扣违章车摊，摆摊者不准城管将车摊拉走，双方发生争执。在围观群众的指责下，城管暂时放弃收缴车摊。却有一名城管趁摆摊者不注意，拳击其胸部，导致其抢救无效死亡。这是继今年初湖北天门的魏文华被城管集体殴打致死后，又一位因为城管暴力丧生的公民。

　　近年来，公众对城管的印象甚差，指责、愤恨、痛骂不绝于耳。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赖源顺也承认：“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誉很差，被骂成是土匪。”城管部门的蛮横、僵硬和目无法纪是其根源。人们分析过往许多事件和冲突，基本上都是由城管执法所引发的：当城管发现商贩占道摆摊时，不是以教育为主，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人家的蔬菜、水果和三轮车等赖以生存的工具往执法车上扔，这显然是在夺人家的饭碗，商贩当然不能容忍；当围观民众提出异议时，不是给予解释和说明，而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没给我“面子”，就要你尝尝拳头。

　　事实上，内地自从一九九七年启动城管综合执法改革试点以来，城管执法引发的问题就从未间断过。城管暴力执法，或遭遇暴力抗法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而每当发生类似事件，舆论除强烈谴责施暴者的暴虐行径、要求追究相关方面及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外，无一例外地将反思的焦点指向城管执法。

　　长期以来，城管在法律和体制上都是有实无名，经费上不能保证、人员编制上没有严格规定、自身管理上无法可依。许多地方的城管部门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员招募的门坎过低，使得城管不得不设法创收，各种违法滥权也就成为必然。加上大量素质低下的社会人员混入城管内，权力非但未受约束，甚至越位滥用，以致将权力当暴力用，严重损坏城管的声誉。

　　各地方政府对城管部门的经费大多实行差额拨款，即城管部门的经费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财政下拨的部分人头经费，另一则是从全年罚没款项按一定比例返还。因此，收费及罚款的多少，不仅关系着城管部门的办公经费是否充裕，更直接与城管个人的收入和福利息息相关。正由于有着巨大的利益因素，导致许多地方城管将收费指标化、人头化，城市管理异化，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层出不穷，直接激化了城管与民众间的矛盾。

　　因此，实现城管执法人性化，是政府应予认真思考的首要问题。城市的商贩主要由下岗职工、无业者、进城农民和城郊菜农、菜贩组成，大都是小本经营，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作为“执政为民”的政府，对弱势群体就应实行人性化管理，应以教育疏导为主，而不是施以强势。

　　本月初，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给小商贩临时经营场所”纳入地方性法规，指出政府对待小商贩不应一味“围追堵截”，应给予他们提供一定的谋生空间。城市路边商贩的存在，不仅是该群体自身的生活需要，也体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更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市服务功能的组成部分。作为具有现代城市管理和发展理念的城市，就应懂得对城市商贩的宽容，懂得如何发挥商贩们的积极性，以增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商贩乱设摊点而带来的不良形象和影响。

　　湖北和浙江对城管和城市商贩出台的新举措，使城市的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是科学、务实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是城市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善政，值得各地学习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