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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动荡的根源在于占人口70%的草根阶层与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弥漫在泰国上空的依然是动荡不安。

　　8月31日下午，泰国军方最高司令汶森、陆军司令阿努蓬表示，军队不会介入和发动政变，但要求政府与民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在五天前的8月26日，泰国反政府民间政治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领导的反政府示威升级，示威者不断冲击国家电视台、总理府等政府部门，导致电视信号中断，部分政府部门瘫痪。

　　27日，总理沙马和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组织示威的民盟9名领导人，但为避免局势失控，未强行逮捕示威领导人及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29日，约两千名示威者在冲击曼谷警局总部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当天，泰国国家铁路局248名火车司机和技工宣布“集体请假”，导致该国近四分之一的铁路运营受影响。

　　动荡导火线仍是他信

　　其实早在2006年，民盟就因不满前总理他信而发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导致社会不稳。在此形势下，泰国军方于当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取缔民盟示威，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洗牌”。

　　2007年12月23日，泰国举行政变后的“回归民主”大选，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获胜。今年1月28日，在竞选期间公开宣称“我就是他信代理人”的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宣布牵头组建联合政府。

　　沙马上台后，迅速迎接流亡海外的他信回国，大刀阔斧地推行他信时期的诸多经济惠民政策，并坚持推动修宪，试图从立法上根本禁止反对派示威、终止对他信涉贪案件的调查。种种举措再次引起民盟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25日，民盟恢复反政府示威，强烈抨击沙马为“他信的傀儡”，要求沙马辞职，并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31日，他信的妻子被法院以“偷税罪”判处3年徒刑，他信于8月11日携全家二度流亡海外。此举令民盟大受鼓舞，以为可乘胜追击，迫使沙马政府辞职，或逼军方再度出手，推翻政府。

　　动荡本质是利益冲突

　　与2006年的他信执政危机相同，沙马执政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泰国社会面临的“亲他信”与“反他信”两派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泰国人口约6300万，其中约70%的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无论他信，还是沙马均面向这部分民众大力推行惠民政策，在经济理念上强调刺激消费、鼓励出口、大力吸引外资的经济开放政策。这些选民成为他信和沙马赢得大选的关键性支持力量。

　　而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等，则对他信势力一味“讨好”基层选民、损害中上阶层的利益不满，他们有的受到“惠民政策”的冲击，利益受损；有的则在政治上不满他信、沙马，认为他信和沙马“利用小恩小惠收买草根阶层，纯粹出于选票考虑”。在人数上，他们处于少数，因此在每次大选中均难撼动他信势力；但在经济上，他们控制的财富占该国经济的80%以上，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影响力更大，因此每次他们“组织起来”，总能对以多数票当选的政府形成巨大冲击。此次示威同样如此。

　　“泰式民主”的困境

　　自1931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以来，泰国民主制度大体经历了军人执政、官僚掌权和新型资本集团管理等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泰式民主”机制。

　　其主要特点是：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双方常陷入鱼死网破式的对决，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军方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常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而新的民选政府往往又会陷入新一轮恶性争斗，导致新的政变。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泰式民主的困境”。

　　反对派此次之所以敢向政府叫板，就是看准了泰政府迫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敢强制驱散民众示威的软肋，因而有恃无恐。不过，民盟的做法也有偏狭：其一，明显带有政治私利与个人恩怨色彩。民盟领导人林明达与他信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后因利益分配反目成仇，这在泰国人所共知。其二，民盟为达到政治目的，鼓动示威者突破和平方式，冲击和占领国家机构，并引发动荡蔓延。

　　面对民盟摆出的“鱼死网破”架势，相对理性的沙马政府已陷入困境。泰国政治困境何在？最急需的还是各方都要有“妥协精神”。其中，遵守法律和游戏规则十分重要。

　　8月30日沙马觐见国王，31日上下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共商解决办法，均有助于寻求妥协。倘最终能暂时化解争端，则意义重大，堪称是“泰式民主”重生的开始。否则，“泰式民主”可能再度陷入动荡的轮回。(张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