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一代在享受生活，由于有丰厚的养老金，很多人已经完全退出劳动市场。比如，在比利时，55岁以上的人中只有30%在工作。伦敦的一家智囊机构Reform将问题说得直白：“50岁以上的人正养成10多岁人的生活方式。”

　　当年长的一代过着轻松的生活，他们的孩子痛苦倍增。德国现在有个说法叫“实习一代”，指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学位者，在寻求难以到手的固定职位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接受没有报酬的工作。听听在德国出生的丹尼尔•科纳普的经历：他能流利地说四种语言，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近六个月来他不停地在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奔波求职，但均告失败。“我感觉自己好像只是在消耗家里的钱财。我的学位只有在我要读更高的学位时才有用，求职时一无用处。”

　　但有些欧洲国家却避开了这种尴尬情况。爱尔兰的出生率较迟才达到高峰，其强劲的经济仍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岗位。都柏林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托尼•法耶说：“这是在爱尔兰成长、而又毫无疑问会在这个国家找到工作的第一代人。”西班牙也同样，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新繁荣以及佛朗哥政权结束后得到大幅改善的福利制度，马德里自治大学的经济学家菲德瑞克•斯登伯格说：“这里年轻人的生活不比他们的父辈差，事实上，是好得多。”

　　但即使是幸福的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也要面对住房问题。整个欧洲，螺旋上升的房产价格和低迷的就业前景，迫使年轻人长期与父母住在一起。据意大利社会医学研究所报告，这个国家30岁到34岁的青年中，有 45%仍睡在他们的旧床上，享用妈妈做的饭菜。现在，法国青年中，24岁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人数比率几乎是1975年时的一倍，高达 65%。即使是就业记录高得令人欣羡的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也从1976年的26岁提高到今日的34岁。房产价格现在一般是20几岁人收入中位数的九倍。

　　这种大归巢──英国媒体所称的“归巢一代”──显示了另一种不幸的变迁。由于缺乏高工资职业，年轻人被迫回到父母的羽翼下。如果父母是中产阶级当然未尝不可，但如果父母本来就窘迫，就雪上加霜了。伦敦欧洲改革中心 28 岁的奥若尔•万林说：“以前进步靠的是政府，现在却要靠家庭的支撑。”如今，退休金改革已经近乎摆在多数国家的议事日程的顶层了。今年初，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宣称：“意大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让整个一代人摆脱不稳定的生活。”

　　但是，给年轻人的钱总要有来处。对政治家来说，削减婴儿潮一代人的特权是个艰难的挑战。毕竟，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政府中几乎都是他们的代表：英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比1997年工党上台时提高了两岁；在2002年，法国的国民议会45岁以下的议员只占15%。婴儿潮一代也更加组织有素。苏格兰斯特斯克莱德大学的约翰•卡特斯说：“较年长的人德高望重，一般人都认为他们值得享受好的生活。”

　　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年轻人似乎也不赞成削减他们父母的利益，他们要求的是自己得到同样的待遇。去年，法国青年涌上街头，抗议一个旨在增加就业但不保障职业稳定的新法案。后来，该法案被否决。万林说：“他们的愿望是得到与父辈一样的保障。”如果经济上出现问题，那就要由政治家──不是年轻人──来解决。的确，即使是婴儿潮一代人中也有人认识到了现状的缺陷。法国作家、前政治顾问伯纳特•斯皮茨说：“最糟的情况是，我们对负债和提前退休心安理得，告诉自己这种生活自有年轻人为我们承付。正如在凡尔赛条约之后，我们对自己说，‘德国会支付一切’。”欧洲人早已明白，糟糕的和平只会导致更多战争──哪怕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战争。（威廉•安德希尔，特蕾西•麦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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