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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琪

　　胡絜青说——总理像普通顾客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家宴，她们俩成功地为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

　　那天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拿着那把扇子。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类似的小聚会，我还参加过三四次。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莉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花厅当院，黄昏时，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笑说，陈老总家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

　　袁雪芬说——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49年。这年9月，我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周恩来的关心，使我非常激励。几天后，周恩来在接见政协会议代表时，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看过你的《凄凉辽宫月》。”

　　这番话，使我忆起了往事。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我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9月中旬，周恩来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上海，听地下党的同志讲起这一情况，十分关切。他不顾特务的盯梢，亲自到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看了我们演出的《凄凉辽宫月》。

　　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对我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写。我们交个朋友嘛！”

　　此后，我经常写信给总理和邓大姐，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那些年里，我总共收到四十几封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来信，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张瑞芳说——百忙中周总理为我母亲的墓碑题字

　　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起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曾被敌人打得右眼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老共产党员。1943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我的母亲是1960年7月22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71岁。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姚依林同志才知道！”

　　“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赶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大家提议，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作为永留的纪念。

　　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词。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着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摘自《实话实说西花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