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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应献

　　领导干部“改非”全视角

　　许多领导干部因年龄等原因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简称“改非”。现实中，他们虽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又没到退休年龄，仍然“在岗”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人事改革的深化，这一干部群体的规模数量日益扩大，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因其身份管理的特殊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我国金字塔型的干部队伍结构中，科级干部占公务员多数，在“改非”群体中也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改非”之后的状况，在这一群体中极具代表性。在此，记者通过对湖北一个普通县级市的科级干部“改非”群体进行调查，为我们了解认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一个标本。

　　这个县级市2000年前后开始推行“改非”制度，现有副科以上干部700余人，其中在职300余人，非领导职务近400人，占57%多，已经突破了50%的职数限制。其来源一是乡镇合并，多出的领导成员；二是乡镇班子领导职数减少，由原来的11至19人减至现在的9人，富余人员便向“改非”分流。

　　“过去说别人，现在不能被人说”

　　记者走进该市纪委、监察局信访室时，尤先喜正在和来访群众谈话，温言细语，耐心开导。送走来访者后，他对记者颇不好意思：“让你等久了。”

　　尤先喜今年55岁，当过兵，转业后长期在乡镇工作，后从乡镇纪委书记调入市纪委、监察局任信访室主任，正科级。2002年机构改革中转任主任科员，继续留在信访室工作。

　　尤先喜“改非”之后，热情不减，和以往一样勤奋尽力，同志们都说信访工作“离不开他”。该市是“信访大户”，纪委、监察局每年的信访量都在150件左右，每一封信件都要经过他登记，送领导签批后再分流，有些还要他去办理。《来信登记薄》、《来访登记薄》、《办理信访件台帐》等厚厚6大本，摆在他的办公桌上。记者边翻阅边问：“‘改非’以后应该轻松一些了吧？”老尤憨厚地笑笑：“担子轻了，事情不会减少；责任小些，工作量不一定少。”

　　“你心里是怎么看公务员‘改非’”？“我们都是从年轻走过来的，晓得通过这项制度，老同志为年轻人腾位置，是件好事。我当过兵，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道理，自己进退，没多大必要过细地去想。”记者感佩他“改非”多年还能保持这样的工作热情。老尤谦虚地说：“比我认真的同志多的是，我们过去说过别人，现在不能让别人说。再则，我所从事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粗心，群众找上门来，要耐心说服人家；我们下去调查，结果要让群众服气。”

　　的确，当地不乏像尤先喜这样的“改非”之后不松劲的干部。顾家店镇李进生在谈到“改非”前后有什么不同时，也是这句话：“角色变了，工作态度不能变。虽然现在不在一线打拼，也不能让人看笑话。”

　　“在党性和世俗的双重压力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传统的“官念”也使一些“改非”同志面临着思想上的考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干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怕别人说“恋栈”，只能自我“收敛”，热情不再，处处小心，不想多说一句话，也不多做一件事。用一个“改非”干部的话说，是参与不干预，出谋不划策，做事不惹事。

　　见到易振荣，有些意外。那天，他来市里办事，因为是过去的同事，便邀他来坐坐，很自然地问到他的近况，拉开话题。他今年44岁，先后在3个乡镇担任过副镇长，调到董市镇时37岁，当年以最高票当选镇长。一年后，乡镇机构合并，全市一下子多出几套乡镇班子，38岁的他被调整为镇政协联络处副主任。

　　“正是精力旺盛干事业的时候，却从党政班子中退出来，任个‘养老的闲职’，当时的确有些想不通。说句自吹的话，与一些新进班子的同志比，自己的能力、水平、学历都不差，却退下来了，内心是不大情愿。但自己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外面还有人说，年纪轻轻的就退了，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能力不行？听着这样的话，心里那个难受啊！”

　　“改非”后，镇里也并没有让易振荣“闲”着，因为他有搞企业的经验，安排他管企业改制。过去，这个镇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后来的包袱日益沉重。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全镇几十家集体企业，在他的主导下，实现了全面改制，其间，苦没少吃，骂没少挨。“其实，工作的压力不可怕，最怕的是人言可畏，有人背后叽咕，有人怪自己还是那么认真，自己有时候也灰心，感觉低人一等，划不来。”

　　“组织上安排我玩的”

　　记者在采访中，经常听到“改非”干部说“船到码头车到站”这句话。一些“改非”干部甚至对记者说，是“组织上安排我玩的”，或“领导需要我玩的”，听起来是心安理得，实则反映出一种莫名的失落。

　　记者发现，不少单位对“改非”干部管理很松散，考勤不用打、工作不过问、任务不分配、甚至连开会也不通知，“改非”干部成了编内“自由人”，无所事事。即使平时不上班，也没有人管，工资奖金还一分都不少。据调查，绝大多数单位领导干部默许“改非”干部不来上班，有少数领导干部认为“改非”干部不来上班反而好，个别单位的“改非”干部长时间不与单位联系，单位对他们在外干什么也不闻不问，“两不找”。

　　某单位领导私下对记者吐露，“改非”干部原来都是领导，资历老，架子大，难以驾驭。又怕他们心态不平衡，指手画脚，挑刺惹事，宁可让其玩得舒服，也不想让其“干政”。

　　茅均(化名)，1973年11月生，在乡镇工作几年，调到市委办公室，担任过市委领导的秘书。2001年3月，他调回原来工作过的乡镇担任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我出于工作责任心，经常向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提建议，无意中得罪了领导”。2005年5月精简班子职数，他转任副科级干事。

　　32岁便“改非”，茅均“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自己觉得呆在这里没意思”。因而名在单位，人在外面，有人说他“在搞工程”，有人说他“在做生意”。记者问他“究竟在干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搞，反正组织上安排我玩的。”一副“看破红尘”的神情。

　　1975年参加工作的李权(化名)，从基层干起，当过10多年的乡镇党委宣传委员，后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2001年(46岁)转任主任科员后，工资和关系在单位，镇里以“招商引资”的名义，给了他“优惠”政策，实际上应聘到宜昌某企业办公室，成了专业“写手”。闲暇之余搞搞创作，出了一本散文集。因为是过去的同事，记者电话采访了他，他回忆这段心路历程说：“组织上安排我们休息，当时想提前退休，免得别人说闲话，现在很习惯，就这样拖到退休了。”

　　众说纷纭话“改非”

　　调查中，记者也就“改非”干部问题采访了一些在职的领导和干部。多数受访者都对“改非”制度持赞同态度，认为这是干部人事制度上的一种进步，有利于精减人员，从根本上解决班子臃肿的状况；也有利培养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增添各级班子的活力。针对实践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情况，一些干部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原枝江市委书记、现宜昌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松华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情况有着充分了解，他对“改非”发表了一番自己的感慨：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改非”，通常是“给荣誉、保待遇、腾位子”，有的还要增加2～5级工资，财政负担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对于县乡“吃饭型”财政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的负担。同时，干部年龄“一刀切”，过早地“改非”，也是极大的人才浪费。人的一生，工作的最佳时期应该是35岁至55岁之间，即使按处级干部53岁的“改非”年龄计算，也还有7年时光虚耗；40多岁“改非”，更是让黄金期成了休息期，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

　　一些临近“改非”的同志也有不满：“涨工资再多，我也宁愿做事。”其中一个甚至说：“现在都说要建设节约型社会，一方面说缩减行政成本，一方面却花大笔钱来养闲人，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一位退休的老领导也说，干部终身制不好，过早地不干事也不对。如果说50多岁的“改非”，还算“终究要退，早退与迟退关系不大”；那么，40岁左右就退下来不管事了，太不切合实际了。

　　一位在乡镇任职的同志对记者说，“改非”不仅没有达到精减人员的目的，甚至更加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现在乡镇干部40多岁“改非”的比比皆是，直接导致“消极层”扩大，少数人“‘干事’不干事，助理不搭理”，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过去更突出。

　　某局一个中层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局原班子5个成员的年龄都差不多，“一刀切”下来，除了一个年龄较小的留任，其他集体下课。换上的新领导又都是外单位进来的，情况都摸不清楚，工作进展缓慢。他还抱怨，现在公务员编制职数控制严，大部分单位人员比较紧张，而每个单位都有那么几个“改非”干部，长期占着编制不干事，年轻能干事的人没编制又进不来。忙的时候，只好临时借用或聘用人员帮助工作。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单位共有6个公务员编制职数，其中领导职数3 个，“改非”干部占用2个，剩下仅1名干事。“5个领导1个兵，真算得上是创吉尼斯纪录了！”-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