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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浩程

　　3月31日上午，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姜异康被正式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

　　就在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调任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显然，官方智囊转任政府高官，是本轮人事调整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官方智库走上政坛，在他们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征？在众多的智囊中，他们凭什么脱颖而出？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又是看重他们身上的哪些能力呢？

　　从智囊到高官

　　不可否认，每一位“智囊高官”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与可圈可点的功绩，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步入政坛的路线其实有章可循。

　　在此轮人事调整中，走出官方智库的高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调至地方，就任“一方大员”，比如姜异康、苏荣；一类升任中央相关部委的一把手，比如谢伏瞻、陈竺、夏勇。

　　调任地方的智囊大多具有丰富的基层与地方工作经验。2006年6月，姜异康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此前其职务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同时兼任重庆市委移民工委书记、重庆市委党校校长。

　　在姜异康之前，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人选一般多从内部或者中央机关产生。比如，前任常务副院长桂世镛、陈福今均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姜异康则是从地方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一人，有着长期的基层与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当时这一安排，能够促使学院更多地针对地方政府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说。

　　成为“第一人”的还有苏荣。2006年7月，苏荣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姜异康的情况相同，苏荣也是从地方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第一人。更巧合的是，与姜异康一样，苏荣在担任常务副校长1年多之后，也再次返回地方任职。

　　与此相比，谢伏瞻、陈竺、夏勇等人从智囊到高官的经历就显得略微简单一些，不过在外界看来也更“出人意料”。

　　2005年6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媒体称之为“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而2006年10月，中组部官员宣布任命谢伏瞻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时，谢伏瞻自己亦表示事情比较突然。

　　其实，在他们从政前，早已有从智囊过渡到政坛的迹象。2004年5月，夏勇以博导身份公布的一份简历显示，在法学所所长之外，他兼任的职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研究会会长等等。同时，作为香港基本法专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参加基本法座谈或发表有关文章，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群体性特征

　　这样一个群体，从智库转战政坛，厚实的学养显然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与凭借。

　　供职社科院法学所期间，夏勇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0年，更被《中国青年》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

　　不过，夏勇更高的声誉还是在人权与法治理论研究上。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四次重印。近几年，他还连续推出主题为《政治法律》、《中国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和《宪政建设》的数部著作。

　　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说”理论，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在学界看来，“新民本说”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民本，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二是提出“德性权利”的概念，为学者深入中国民权思想传统提供了路径。

　　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细节是，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长面前，他的讲座题为“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并获得一致好评。此后不久，他就被外界看作中央高层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于此相应，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苏荣也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特别是十七大闭幕后，苏荣相继发表了《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第一作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文章，深刻解读十七大“新精神”，并前往多家央企与机关宣讲贯彻十七大精神。

　　但是，相对一般的学者或者学者官员而言，他们不仅是杰出的官方智囊，以其厚实的学术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同时也逐步在官方智库的平台上展现着其战略方面的能力。

　　1998年，陈竺从“战术科学家”转向“战略科学家”——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当时，该中心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将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等6家单位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基因研究平台。学术机构之间难免会产生观点分歧，但是，“陈竺能发现合作者的优点，并能成功地将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回忆说。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是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与传播途径告知大众，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与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就能解决，加强预防、保护环境才是根本”。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增加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与“非典”的胜利一战，提出的创新医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专业履历与国际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得对陈竺的部长职务任命，很快便获得公众与专家的认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所长所说，“我相信他的智慧。”

　　将智库经验付诸实践

　　诸如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往往参与中央各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与调研，对中央思路具有影响。同时，它们也是汇总高官意见与上情下达的平台。正因如此，官方智囊转任政府官员不仅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发展思路，也有助于把智库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与前面数任不同，谢伏瞻从未执掌过统计工作，这位学自动化出身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与企业改革等。乍一看，似乎与数据并不沾边，因此在其上任之初，不少人担心谢伏瞻面对庞杂纷繁的数据，会理不清头绪。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艺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以前统计局更注重的是数字本身，因此难免发生看不清数字真伪的情况。而谢伏瞻则不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宏观部与产业经济部负责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年的工作经历，让谢伏瞻更能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再透过数据进行论证，而不是简单从数据出发再到数据结束，从而导致结论和现实有很大落差。这种能用全面的视野来看经济，也正是参与国家政策决策推动宏观调控所必需的。

　　在谢伏瞻上任后不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对当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进行说明时，明确表示宏观调控初显成效，初步遏制了经济增长过快。两个不经意的“初”，已与一个月前的说法大相径庭。

　　一个月前的9月，国家统计局对宏观调控的说法是，“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要抓好落实，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前后仅仅相隔一个月，说法却有如此大的差别，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因此，外界猜测，刚刚上任的谢伏瞻是要借此次发布会，调整并表明统计局对宏调的态度。

　　而在2007年，统计局一反常态取消了延续10年的县域经济百强县评选，更被认为是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中央部委相比，调任地方的智囊高官施展的空间就更大了。

　　2007年11月，苏荣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对于苏荣的到来，江西人民寄予厚望与期待。一位网名为“江西老俵”的网友说，苏荣从最基层的一个生产队会计干起，能够走到如今，其能力和水平可见一斑，希望他能像孟建柱一样为江西人民多做一点实事。这其中，江西最期盼的也许就是鄱阳湖地区的发展。

　　一直以来，江西都在推进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地区经济的发展，希望使其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板块。在2006年年末，江西省发改委公布了《环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规划》。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小燕便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对环鄱阳湖经济圈建设给予政策支持，使环鄱阳湖经济圈进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结果并不理想。

　　苏荣就任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江西。在调研的基础上，2008年初苏荣旋即把握契机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发展战略。

　　“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的契机就是国家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工作。国务院正在会同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制定国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工作，以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每一平方公里都要做出细致的划分，江西的鄱阳湖也不例外。”江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说。与此前的“环鄱阳湖经济圈”相比，“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虽然只有名称上的不同，但显然更符合中央发展思路。

　　“蓄水池”角色初现

　　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智库除了对重大决策施加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担当人才蓄水池的角色。这一功能以美国智库最具代表性：很多高级政府官员退任之后，会选择到智库工作，而新任政府成立之后，也倾向于在智库当中寻找官员人选。这种人才运作模式被称为“旋转门”。

　　在中国，“旋转门”的功能更多表现为政府高级官员退任后到智库工作。比如，中共老将军肖克与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合力创办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任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等。而作为“旋转门”的另一个功能——担当蓄水池、向政府机构输出高级官员——则并不常见。

　　在此轮人事调整中，随着谢伏瞻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数位政府智囊开始转任政府高官，同时职务也从统计局局长、卫生部部长逐步延伸到江西、山东等地“一把手”，越来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与施展空间。

　　与此同时，在各省市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出现。目前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1月，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春明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在这两个职务之间，其还经历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从这一系列的案例中可见，官方智库的“蓄水池”角色已经显现。

　　不过在相关专家看来，目前官方智库“蓄水池”的角色还只能说是已具雏形，“一个有力的细节证据就是，在这些官员被任命之时，总是让外界感到意外”。从深层次来说，这一方面与官方智库本身发展还远未完善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目前官员选拔机制有关，这一机制仍然更多地依靠体制内部人才输送与培养，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几乎没有参与的渠道。

　　(摘自《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