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何树青

　　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强化了国家意志，并协同政府共同把国人感情升华为国家哀悼日。5月19日至21日这3天，默哀中的中国恰是最团结的中国。

　　迅速、残酷。

　　里氏8级地震造成的中国灾难已经发生了，之后的10多天里，中国人每天努力抗灾，也每天被迫面对同胞伤亡数字增加的消息。死亡太重了，层层叠叠，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

　　举国默哀了3天，降了半旗，救援还在继续，捐助还在继续。我们并不掩饰泪水，但需要节制悲伤。我们并不掩饰灾难，但需要更快更多的行动。

　　灾难时刻的国家和人民，都接受了一次洗礼。国土震动了一下，中国进步了一点，以血的代价。

　　信息传播的力度和透明度

　　新华社在地震18分钟后(5月12日14：46)发布第一条确认地震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地震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直至100多个小时，全国各地媒体自发以灾情为命令奔赴地震灾区最前线，对这场强过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在第一时间都作出了最高级别的判断、最大规模的报道。

　　文明社会环境的积累，比财富的积累更需要时间和历练。传媒的发展，在文明社会环境和财富增长环境中得到双重滋养。这一次，灾难的信息传播在有序的前提下，以高效的组织性、自觉的主动性和广泛的灵活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公开和人性化。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新闻、自媒体报道、手机网络和人际传播，有关灾情的所有真实面都实现了“直播”。在中国传媒史和传播史上，这种信息的透明度是里程碑式的，并因其对生命的关注、政府的作为和灾情的严重性所做的客观传播而堪称伟大。

　　灾情不会因为传播而变得更严重，却能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中国和世界都在这次灾情的信息传播中，感受到了信任和知情权的被尊重，国人更借此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

　　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强化了国家意志，并协同政府共同把国人感情升华为国家哀悼日。5月19日至21日这3天，默哀中的中国恰是最团结的中国。

　　国家与人民的行动力

　　温家宝总理是最身先士卒的国家公务员，胡锦涛总书记是最镇定的国是主持人。当党和政府像大丈夫一样有担当，像快速反应部队一样有行动力，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调动效率远非日常状态可想象——“十七大”后理念更清晰的执政党，刚刚完成大部委制改革的政府，受益于改革开放30年的企业和公民，都为救灾提供了坚强保障。

　　开路，救人，抢险，捐助，救灾的力量像滔滔不绝的长河。我们为废墟中的生命迹象和生还奇迹而动容，更心疼温总理摔倒和流泪；我们为电视上主持人哽咽流泪、现场记者素颜守候生命而动容，更心疼人民军队奋战生死线的危险和劳累；我们为来自社会各界的自发捐款而动容，更心疼失去亲人的孤儿和他们的内心伤痕。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国家信任人民，人民信任国家及彼此，灾民们也保持着灾难中的不失态(没有担忧中的社会混乱现象发生)。灾情虽然悲惨，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中国。“人”字被大写，人命、人心、人性都得以高举，这才是真正可宝贵的财富。

　　灾难社会及其敌人

　　灾难总会结束，生活还要继续。国人的思考从此有了一个沉痛的基点：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做错了什么？若要避免发生类似的灾难，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地震预警责任、地震逃生教育、捐助数额及方式、大坝与生态安全、孩子与学校建筑质量、反思的时机和恰当性等诸多方面，都已有人提出质疑和争辩。反思还会继续，思考于一个民族有利无弊。

　　但如何将灾难中呈现出的社会效率和人的品质保持下去，却是一个更艰深的课题。我们捐了款、献了血之后，会不会重新回到坚硬的内心和油滑的世俗？若灾难结束后，社会心安理得地回到震前的依然故我状态，则整个社会不过像是进了一次道德洗车场，分了一次道德贼赃。如果这样，在下一次灾难降临时，我们还会回到原点，会成为下一个遇难者。所以，在我们必须学会和适应与大大小小的灾难和问题共同生活的社会，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灾难，而是我们自身的各种积习：从低效的体制积习到自私自负的个人积习。

　　也许这次大灾难能教会我们，以后如何做得更好。

　　拥抱幸存的生命

　　大地震动变形，死亡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只给呼吸留了一小条缝。数万同胞罹难，数十万同胞受伤。1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同胞，分为遇难者和幸存者。

　　其实活着的13亿中国人都是幸存者，都在体验同一种感情，感受着最大力度的生命教育、灾难教育、情感教育、传媒教育和爱国教育。这才发现，我们的生命观、生态观、生活观都出了问题。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也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

　　灾难一周后，党、政府和人民，以国家哀悼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成人礼。接下来，我们要排除余患、重整河山、重建家园、抚育孤儿，并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地震如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有幸活了下来，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之奋斗。

　　这是一次生命教育

　　文／朱慧憬

　　灾难袭来时，人们愿意拿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换光着身子逃出生天的感觉。灾难过去后，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这不是《荒原》里的伦敦桥，不是车祸，不是传染病，不是恐怖袭击，不是战争，而是地壳大陆板块的剧烈运动所致。没有预报，无人做好准备。河山移位、生灵涂炭之时，我们才前所未有地正视生命和人本身。太多活着的人抱怨，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是一场灾难把人拉到了“意义”的基本线上。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次得到最确凿的印证：

　　当政府第一时间紧急动员，赶赴灾区最前线，总理温家宝在废墟中高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决不轻言放弃。”这是以人为本；

　　当跨越全国的军队、消防、卫生等部门被紧急调集神速驰援前线，各省区各行业条条块块一夜间消失，这是以人为本；

　　当志愿者们自发出动远赴灾区，当全国人民自发捐款捐血，全国血库全部告满，这是以人为本；

　　当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与俄罗斯的救援队赶赴重灾区，种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藩篱被抛诸脑后，中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外交容量，这是以人为本；

　　当一切信息变得透明，当灾难现场被现场直播，全国人民与四川零距离，因遇难者而悲，因获救者而喜，这是以人为本。

　　即使在震后过去7日，被掩埋者生还希望极微时，“救人”依然被视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以人为本”；

　　这次前所未有的劫难不仅教育了政府、企业，还教育了媒体与民众：让他们懂得关爱，懂得感恩，懂得责任，懂得了“人”字应如何书写。这是对生命价值的理性回归，也是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尺。

　　人是万物的尺度

　　再来反思我们的个体生命。当社会以物质财富和社会阶层来衡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时，绝不一视同仁，就连既得利益者也难说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一旦他们离开了外在的社会标签，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了获得持续的“高等级”价值，人们不能老、不能穷、不能失败。世俗置换了概念，把24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置换成了“钱是万物的尺度”和“成功是人的尺度”。于是，“生命”钝化成了“生存”和“生计”。

　　灾难袭来，人们愿意拿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换光着身子逃出生天的感觉。此时才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以及亲情及爱的需要。

　　另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被滥用，变成了人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其后果，一方面制造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一方面破坏了人与生态圈。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态度的尺度，应谦卑和尊重；是欲望的尺度，应适可而止；是生命的尺度，应关爱自己和其他生命。

　　从心理援助着手生命教育

　　灾后160多个小时被救出的幸存者，旁证了个体生命虽脆弱，但不可小觑其坚韧性。不断做噩梦的幸存小孩，又旁证了个体生命虽顽强，但仍然很脆弱。中国各医疗机构跟进的心理援助小组，对于灾区幸存者来说是一次适时的生命教育，学习面对死亡，平复心灵伤痛。

　　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教育也在进行——当为汶川地震死去的孩子们而作的诗歌流传时，国人在泪水中接受着生命教育，向死而生：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们说 不哭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着的孩子吧 。

　　灾难过去后，“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这是一次灾难教育

　　文／林奇

　　灾难告诉了我们，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是什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不在于环境对我们友好，而在于我们对环境友好。

　　SUV汽车、分期付款的电视、夏天里冻得要死冬天却只能穿衬衣的办公室……这一切都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却来自对大自然的剥夺和不尊重。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但中国人追求更便利、更现代化的生活，而对脚下土地不断地进行剥夺，却忘记了大自然对我们发出的警告。

　　所以，岷江上游会建设起那么多的水库和电站，在这个地震频发带，大坝居然成为了一片奇观。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水库大坝成为抢险救灾中最危险的定时炸弹。当然不止岷江，全国所有水库中，“病险水库”居然有3万个之多，占到了水库总数的1/3。我们就这样以发展的名义，在自己身边亲手埋下了这些定时炸弹。

　　早几年，我们关注黄河断流，这条曾经的母亲河似乎就要弃我们而去。在密切的关注中，黄河又慢慢恢复了元气，于是我们又忘记了这次警告。然后是滇池的水质恶化，密集的治理和媒体关注中，我们吓了一跳，不过也仅仅是吓了一跳，之后我们又遗忘了。

　　接下来是雪灾，然后是地震，这一切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信息。它不能不断地承受人类的掠夺，它总会在某个时候发起报复。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不在于环境对我们友好，而在于我们对环境友好，我们真的把自然、环境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家人一样吗？

　　道法自然。中国自古有之的自然哲学讲究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道法自然要求无为，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这不仅是让自然喘息的方法，也是学习自然、理解自然信息的途径。但在物质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推动下，自然再也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是成了侵略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让现在进入了自然灾害的高发期？是我们长久以来向自然搜刮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见到自然的景象，春华秋实、草木昆虫，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更缺乏和土地、自然相沟通的机会。也许他们一生从来不会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也许他们从来没见过没有大坝和公路的山野，这不仅仅是我们和他们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没有人能计算出，以堆砌物质所建立起来的文明可以对自然索取到什么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承受大自然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和惩罚。其实，人类只是自然不经意的一件创造。可惜，人类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人们总是淡然了从前对自然的那种敬畏，开始慢慢不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循环的规律。欣赏自己创造的奇观，却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毁坏。

　　灾难是大自然向我们发出的警告，让我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审视人和人的关系。

　　曾经被诟病的城市人的日渐疏离与陌生关系，在这次灾难面前被守望相助的热情所冲破。在这个非常时期，似乎每个人都成了亲人、邻居、朋友。在露宿的人群中，总有人相互热情地提供信息；焦急拦车的记者、志愿者、救援人员总能得到各种车辆的热情帮助；街头献血处的纸招贴上写满了人名和电话，他们排不上队就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恐惧、手足无措，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必须要做。在那些不顾一切奋力救援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又是作为人的纯粹。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处理的关系千千万万，归纳起来不过两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这次灾难让人之间的感情前所未有地浓厚起来，但愿也能让我们重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和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因为我们所有子孙后代的命运都要由自然来承载。

　　这是一次情感教育

　　文／陈旧

　　2008年5月19日14点28分，汶川地震七日祭。大地悲鸣，举国呜咽。中国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向灾区遇难民众降半旗志哀。同时，全国哀悼3日，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降半旗，这是一个国家对亡灵最庄严、最肃穆的祭奠。共和国国旗缓缓而降，生命价值却冉冉升起。

　　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一次集体情感教育课：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个逝者都值得哀悼。没有对逝者的哀悼，就没有对活着的珍惜。因为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就没有对人的尊重。国家公民从抽象的“人民”概念里走出来，成为了一个个鲜活存在的“人”。

　　丧钟为谁而鸣

　　数十万余生命在你面前翻滚、呻吟与哀号，数万人死去了，数十万个家庭破碎了。这是你想象不到的灾难片，也是最惨烈的人间悲剧。

　　那个最终获救的3岁女童宋欣宜，等你长大时，请记住你曾有过世界上最无私的父母：在地震发生的一瞬，她年轻的父母脸对脸、胳膊搭着胳膊，用自己的身体搭成拱形挡住倒塌下来的沉重墙体，用血肉之躯为爱女构筑了一道“生命之墙”。

　　那个饱受丧妻之痛的无名中年农夫，不忍将亡妻弃之野外，将其身体与自己绑在一起，用摩托车载着她前往当地太平间。既不能救妻子之生命，那就给她些许死后的尊严。

　　你可能从未直面如此生死未知的险境，你可能并未亲历至爱亲朋辞世的哀痛，但地震发生那一瞬，多少人在扪心自问：生死未知时，你有何遗憾？当你撒手而去，你是否仍有未了的理想、期盼与心愿？当亲人相继罹难，你是否有独自存活的能力、信心与勇气？

　　6万余人逝去了，13亿人却获得了感情的重生。你身边的问候短信与电话多了起来，陌生人也开始变得可亲可信任，你也开始回忆了，回忆和家人、老朋友和老同学的旧日岁月。那些贫穷的、劳累的、愤怒的、抑郁的人也轻易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感：回到亲人身边去吧，回到家庭去。

　　或许只有死之哀痛，才能换取生之悲悯。那些平时冷漠的、互相仇恨的、意见不一的也走到一起来了：丧钟为谁而鸣？为你我共同而鸣。

　　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次救灾赈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第一：各方动员最快、国际救援最及时与赈灾款项最多。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标。”巨大天灾之前，任何口号都失效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前线的血腥场面就是最好的动员令。

　　福布斯富豪们慷慨解囊，小学生取出了压岁钱，有革命领袖的遗孀捐献了全部积蓄，也有沿街乞讨的乞儿捐出了全部身家。

　　但请切记：慈善无贵贱，爱心无大小。慈善不是炫富台，不是斗富场。将捐赠金额依多少排序攀比并不合适，逼捐索捐只会让慈善误入歧途，让更多有心捐赠的国家、机构、企业与个人畏捐如虎。

　　慈善理应成为常态，而不是负担：慈善是一种心态，而非金钱。号称人人向善，要比富豪们的比捐斗捐更有意义。

　　全世界都是四川人

　　这短短的一周，全世界都是四川人。“Sichuan”一词，成为一周内国际舆论的最重要关键词。仅仅不足3天，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救援队与志愿者已经踏上了还未安宁的四川大地。

　　他们不仅带来了专业的搜救犬只与搜救设备，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与行动上的人文关怀也让人动容：17日上午7时，日本救援队在青川县挖出了遇难的宋雪梅母女，女儿仅出生75天，母亲死前将其紧抱在怀里。日本救援队员排列两旁，向这对满身伤痕的母女默哀，并举手致敬。

　　这张照片深深感动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不仅包括生者，更应包括死者，不仅应诉诸口头，更应体现于细节。

　　感谢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与台湾的救援队，感谢来自世界诸国与人道机构的金钱与物资协助，他们身体力行了一个普世价值——自然面前，人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渺小物种。人溺，援之以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唯其如此，世界才得以维护，人类才得以延续，文明才得以发展，人性才得以升华。

　　这是一次传媒教育

　　文／胡赳赳 潘滨

　　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将载入中国乃至世界传媒史。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

　　“灾难与传播”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课题，美国学者对“9•11”之后的媒体行为进行过研究，发现将当事者重新“暴露在现场”，“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电视台考虑得不够”。中国的灾难报道应答体系还很不成熟，短短几十年的传媒传统，以及传媒所面对的环境，都不利于其产生规模化的、有效率的报道。

　　汶川大地震后，各家媒体几乎都派出一线记者采访。传达信息，透明灾情，现场报道，这是媒体应有之义，更是记者的天职，但如何做到采访有利、有序，却是对全体新闻人的大考。没有人统计究竟有多少记者出现在灾区，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的大灾到底需要多少记者性价比才会最高。记者在灾区采集并传播信息的同时，势必会消耗紧缺的物资，占用救援资源和通道，甚至酿成新的人祸。在亲历式报道、介入式报道成为一种主流报道形式后，报道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事件的进程，从而使报道本身变为事件不可或缺的一个参与部分。传媒的客观与主观分野被打破，人性与人的主体性变成了一种新的参考标准，要新闻还是要结果，成为媒体良知的新标杆。

　　或许电视机前的观众确实需要第一视角的现场报道，它能让人真切地看到灾难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从传媒角度来讲，觉得采访比救人要紧的电视女记者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场，找到核心信息源，并请其开口，虽然对方只是哼哼了一下。不幸的是，受难的核心信息源在最后将要被挖出时，去世了。电视记者在传递悲情、追求画面感人的同时，露出了残酷冰冷而狰狞的一面。

　　对媒体而言，具有突发、灾难、负面、重要、轰动性质的信息才最具新闻价值；对救灾者而言，灾难来临时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才最有价值。媒体寻求的是常态生活的断裂和异化；而减灾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维持和延续人类的正常状态。

　　在灾难面前，媒体报道与救灾形成一对无法割裂的矛盾体。大灾突袭，既不能完全隔离媒体，也不能让它靠得太近，这其实是横在救灾者与报道者面前的双料难题。

　　5月14日上午，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食品科学系大二学生张琪在收音机旁，听到了救援部队在汶川找不到空降地点的消息，这位来自灾区的女孩知道，好朋友左婷家后山上有一块俗称“大平头”的空地，非常适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网吧，写下了《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一瞬间，帖子在互联网世界广泛传播。在都江堰采访的《新闻晨报》记者看到消息，迅速把它传达到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打电话找到了张琪， 了解了“大平头”的地形。15日中午，根据帖子信息成功空降，并将大量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送入汶川。

　　信息不但可以消除恐慌，更可集合群智群力，为救灾带来良好的推动作用。在这次行动中，信息传播体现出了其作为生产力的一面，作为载体的传统媒体收音机、新媒体互联网、报社记者组成了三位一体的信息通道，快速有效地将“大平头”传递到救灾者面前，为减灾赢得先机。

　　在电视直播的竞争中，四川卫视作为灾难的主场电视台和首席播报员，在与央视、凤凰卫视等电视台的竞争中，一举拔得头筹。将镜头对准灾难发生的前沿地带，以其真实、快速、贴近赢来收视率。

　　而网络、博客等民间自发的报道热情，成为引领传统媒体报道的风向标，扮演着新闻线人和民间通讯社的角色。记者和志愿者在灾区有合二为一的迹象，手机、DV、录音笔都是记录的载体，个人视角、平民关怀、信息披露，是其一路作风。不拼专业技术，但求好看好读。包括一些记者也加入到博客报道的队伍，使得博客和网络报道成为有别于主流媒体的一种新的自由风格的报道模式。无人会怀疑，此次地震灾情信息传播中的传媒表现，将载入中国传媒史乃至世界传媒史。它是中国传媒厚积薄发的结果，从报道观念的转变到报道主体的选择，从传播力度到传播效应，都达到了传媒本来应该做到的水准。其中，“人”的回归既顺应了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近年来民生新闻和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结果。

　　西方媒体所遵循的报道理念有三个层次：首要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安全吗？其次是你的城市安全吗？最后是还有什么有趣的事？从他们对报纸版面的精心安排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递进关系。灾难报道是西方媒体的强项和“传统项目”，但在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到灾难现场是最好的教科书，起步晚的中国传媒正经受着最好的新闻教育。

　　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

　　文／马孔多

　　人类在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主宰和世界的立法者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自我膨胀的灾民。

　　生活在科技昌明、物质丰裕的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见多识广、无所不能、神通广大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痛苦和烦恼着。

　　世界：人与自然疏离

　　人类其实很早就在反思自身文明的发展给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伤害。在西方，就在整个工业文明还只是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像卢梭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巨大缺陷。在卢梭以及他的追随者看来，人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上。在这种裂变中，人与自然固有的一种还算是和谐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人不断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渐渐地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之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更把这种对抗，变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后果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感同身受的灾难。但文明的挑剔者和批评者如果不是被看作是作秀就是被看成是疯子，没谁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的人们，住在钢筋水泥建造的空调房子里，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吃着转基因的食物，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和自然最高的真实失去了联系，对世界和自然的奥秘和神秘性的感知越来越迟钝。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充满敬畏之心，经由各种神秘知识、心理感应、想象以及未被各种科学门类分化的整体性知识，和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各种和谐的关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自我在膨胀，欲望在扩张。现代人甚至和他内在的自我也失去了接触，科学和技术不再帮助人更深入一层地去寻获世界和自我内心的度向，以至于现代人只能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的观点来看自然。这种文明观里早已没有了自然的位置，而是充满了实用和功利的算计，就像有的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一条河在人看来只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动物只是肉类食物的来源。”

　　中国：膨胀的自我与发展的幻觉

　　就在人类自我意识不断膨胀之际，其感知自然信息和宇宙生命奥秘的能力也在下降，这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仅就32年间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这两场大地震而言，32年前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吞噬了20多万个生命，而在这之前，大自然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向人类传递出了灾难的信息，但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以及轻信，使妄自尊大的人类对此嗤之以鼻。32年过后，当我们看见10万蟾蜍过马路这样的自然异象的时候，我们竟然会无知无畏地把这看成是动物们为庆贺人类盛典而举行的狂欢派对！尽管蟾蜍们的异常举动和一场8级大地震之间的必然联系仍然被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妄言，但我们没想到的是，看上去简直就是万能的科学到了真正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却一样无能为力。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已经在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陶醉了数千年的人类本身就已经够自我了，而我们中国人却更自大、更自我膨胀起来。以前，我们还常常拿古人“夜郎自大”的故事来说事，提醒陶醉在“中华文明”幻觉中的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西方学习。可是才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我们在谈到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时，最得意洋洋的说法就是：我们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路。接下来的10年更加膨胀，现在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500年走过的路！

　　我真不明白这种速度、这种效益和这种成就，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撇开所谓“西方的道路”是不是值得我们如此欢天喜地地去盲从和追随不谈，事实却是，现在就连西方人也觉得自己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500年走的是一条可怕的弯路，并慢慢地开始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道的时候，我们还傻乎乎地拿着鸡毛当令箭地在这条路上跑得正欢。而就在我们如此这般自我夸耀的时候，我们竟然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告诉自己，我们花20、30年的时间，像没头苍蝇一样急急忙忙、粗制滥造地赶制出来的那些味同嚼蜡的“压缩饼干”，事实上是以耗费了多少宝贵的能源、破坏了多少自然的生态为代价的！

　　未来：我们能否走出囚徒的困境

　　我无意将地震啊海啸啊这样一类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人对自然的破坏所遭受的必然报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现在大家所惯用的因果逻辑要复杂得多。但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只有等到灾难到来、大祸临头之后，才会如此这般矫情地感叹人类的渺小、感慨生命的无常？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感叹和感慨的结果，几乎从来没有引发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生命的悲悯之心，任何一场灾难过后，人类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检省一下自己的作为，调整一下自己奋勇前进的步伐，而是更进一步在抗震、抗洪、抗灾的狂热妄想中，加剧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和人定胜天的信心。

　　人类正在使自己成为其自我膨胀难以自救的灾民，如果我们真的“对无限的苍穹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怀有一点点的敬畏之心，并因此真正感到自己的谦卑、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的话，那么就请把我们自己前进的脚步放慢一点，把我们膨胀的欲望减少一点，把我们日益混乱不堪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把我们和自然变得渐渐疏远的关系，拉得更近一点。

　　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

　　文／黄俊杰 朱慧憬

　　人有病，天知道。

　　所谓的现代文明和高科技，所谓的“人定胜天”和优雅自信，在陆续降临的灾祸中成了笑话，地球的一次震动就让生命转瞬即逝，就让家园化为废墟。灾难本身是一堂课、一记警钟，敲向游离在物质和精神两端不能平衡的现代人，以及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大地跳动起来，价值220万元的奔驰S600中，有人猛地推开车门，跑到马路上；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变成一个晃动的水杯，在月租10万元的办公室中，所有的人涌向漆黑的楼道，感觉平时为之骄傲的高楼楼梯竟如此漫长。

　　在成都，手机通讯直到5月12日晚上才陆续恢复。中国联通的席瑛说：“当天地震，每部手机都是打了200个、300个电话，可见一部机器在被反复使用。”大部分人都在拨打亲人的电话——在酒吧独自喝酒的时候没有想起亲人，直到灾难到来，人们终于想起了平日被遗忘的亲人。

　　被灾难改变的生活观

　　灾难后的成都，深夜的街上睡满了人，人们抱着枕头在街道穿梭。在深夜的街道，杂货店的老板娘突然对陌生的我说：“赚钱多了未必有用，现在才感觉成都人很幸福。”在街头，有的人搂着妻子睡在帐篷里，有人将捆好的瓶装水当成财宝般坐在身下，有人彻夜和朋友聊天打牌，危险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简单更直接；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则如同父亲般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灾难让人与人的相处变得温暖。

　　灾难后的都江堰，在五一汽车运输车队的宿舍中，蒋哥和他的邻居同心协力，在废墟中整理曾经拥有的家园。这个宿舍住着这个遭遇改制的工厂的一班汽车修理工人，在此之前，小小的宿舍区中，邻居之间很多都是陌生人，彼此甚至不知道名字，换新宿舍才是他们最期盼的事。

　　但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从旧楼房中逃出来的蒋哥，拉着他的徒弟、同事王师傅、卖菜的小贩和很多的邻居，在余震中自发组成救援队去救助邻居。他们爬上危险的楼梯，从窗口救下了四名被卡在楼上的邻居；他们从废墟中，用手挖出一对母子——因为母亲捂得太紧，孩子已经在她怀中死去，他们经历共同的伤悲。救援小组的邻居直到今天仍旧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当通讯恢复之后，他们收到第一条短信，就是活下来的那位母亲的感谢，连续三条。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所有的科技都失去了力量。”这是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徐晓眉的话。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交通。似乎要等到现代文明死去的时候，人性才显现出它的力量。有报道质疑房地产等行业巨富们为此次5•12地震作了多少贡献，捐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捐钱?但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抨击。金钱不应是衡量心意的标准，更多的人驾驶自己的车辆前往灾区——平时多被诟病的的士司机组成浩大的队伍前往灾区支援，四川省副省长含泪感谢。

　　都江堰龙池镇的副镇长田德虎等4人，为了营救3000名小镇居民，用了6小时，冒死突围翻山。县城和镇成为孤岛，与外界道路全部中断，在更多地方，都流传着类似的鸡毛信的故事。让人与人还原到最原始的交流，让生活回到了它的本质。事实证明，当繁杂的信息隔绝，当现代的文明崩溃，人们并没有被打败，反而重新发现生活最应当珍视的物事——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其实比地震掩埋了更多我们的幸福。

　　在物化生活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灾难让生活的价值被重新认识。“每天所厌倦的生活真的没有什么颜色？真的要为许多小事斤斤计较？所享有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那样理所应当？不顾一切所追求的物质生活是那样的重要？”这样的问答在灾难时刻写进了中国人的博客。也许，昂贵的手机，比不上里面传递的亲人问候；昂贵的房子，比不上里面的家人；昂贵的跑车，比不上生活的自由。

　　灾难到来之后，天涯论坛上一位女孩有所感触：“我从此不敢高消费。”早已沦为物化生活方式灾民的我们，发现我们此前患上了各样的病症，生活被各种物质工具所驱使——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因为没有收到短信而恐慌；在对高科技产品的崇拜中，小小的耳塞轻易阻挡了人与人的交流；在高楼大厦中，我们一度登高望远，沾沾自喜，灾难后却对踏入那如同陷阱的电梯心有余悸。

　　城市化与物质生活的代表物，在地震时刻，未曾给予我们幸福感与安全感。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警告：“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非典发生后，有文章反思：有多少人停下来反省一下繁荣的代价？有多少人想过，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令多少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 每个人都在灾难中重新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也一样。在物欲膨胀的时代，在与世隔绝的时刻，时间不再是金钱，灾难让中国人学会珍惜真正的幸福。

　　在地震之时，一个偏僻小水电站的女员工疯狂逃命，在翻山前往都江堰市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在山上小庙中入定修行的僧人，他对一切仿佛全然不觉——一个地震中的都市，一个水电站女职工与僧人的相遇，这般电影情节般的镜头，对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我们来说，好比一次灵魂的隐喻。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