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波：10万左右。相当于高成本制作。

　　南都周刊：1993、1994年，正好是广州乐坛辉煌的时期，音乐环境和氛围都相当不错吧？

　　李春波：当时的音乐环境确实特别好，氛围很浓。大概在1992-1994年，圈里流行举办“新歌试听会”。其实就是许多音乐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展示、切磋音乐作品，还会有乐队现场弹奏。大家会很中肯地给予评论，提出建议。那时候，音乐人跟媒体人的关系也特别融洽，就像朋友一样，彼此离不开，跟现在完全两样。私下里，媒体对我们的作品也是褒贬不一的，但是一旦以铅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内容。电视台好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播放MTV。广州音乐人还会定期和香港音乐人开研讨会。

　　南都周刊：“研讨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那时候香港音乐人对内地的音乐是什么态度？

　　李春波：所谓“研讨会”就是两地的音乐交流，大家互相学习嘛。我见过的香港音乐人，都比较资深和老牌。像黄霑、谭咏麟、梅艳芳这些人，态度很谦虚，也很会说话，而且也对当时内地的原创音乐大加首肯。不过我感觉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瞧不起内地音乐人的，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高人一等的姿态，毕竟当时的香港乐坛多繁荣啊。但是他们自信的同时，又有一点底气不足。粤语歌虽然能火，但是大部分都是翻唱日本的，本土的东西还是太少，所以自卑是难免的。

　　南都周刊：据说你当年的卡带能卖出一百多万张，演出更是不计其数？

　　李春波：是的。那时候我每天的安排就是早上五六点起床，然后坐飞机去一个地方。一般在上午之前到达，下午媒体采访，晚上开始演出。12点左右完，然后吃消夜。一般一次行程是七八天时间，一天一个地方。每场的演出费基本上都是几万块。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搞过“南国歌星演唱会”，每次都是拉一大帮广州的歌手过去，毛宁、杨钰莹、甘萍什么的，大家以前经常在一块儿演出。

　　　高峰之后即是低谷

　　“我预见到了未来，所以选择淡出”

　　《小芳》、《一封家书》大火之后，李春波淡出人们视线，转行做起了导演。春风得意之时，舍得放弃风生水起的事业，重新开始，确实不易。至于真正原因，版本甚多，真假难分。

　　南都周刊：当年为什么突然淡出歌坛？

　　李春波：有远见吧，呵呵。当人的事业发展到了高峰期时，紧接着一定是走下坡路，这是必然的规律。事实也证明广州的音乐环境后来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南都周刊：因为这个原因舍得放弃自己的事业？相信你很清楚这个圈子改朝换代的速度。

　　李春波：当时也有人劝过我，说如果不出现的话，时间一长大家未必想得起我。但是我还是坚持走了自己想走的路，如果人们真的忘记了我，那么说明这个行业并不适合我。

　　南都周刊：有人说广州音乐人比较现实。

　　李春波：毕竟像唐朝乐队那样执着的音乐人只占极少数。诱惑是很难抵抗的。

　　南都周刊：那你的意思是曾经被诱惑过？

　　李春波：哈。那是肯定的。我以前是弹贝司的，唱歌后就没弹了。因为弹贝司不足以养活我，但是唱歌可以使我生活得更好。其实这未必是坏事。现在我不是还能继续做音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