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黄俊杰

　　穷忙族是一种无奈，考碗族是一种妥协，御宅族是一种逃避——族群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的马太效应。

　　市中心是一个部落聚集地。公共汽车如沙丁鱼罐头，挤满面无表情的人——他们是穷忙族或捧车族；星巴克沦为网吧，手提电脑前的人看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喝咖啡——他们是99族或房奴；写字楼楼高80层，进出其中的人渺小如蚂蚁——他们成分复杂，可能是跳蚤族或候鸟族，也可能是烧包族或乐活族。

　　“市中心人”有两个籍贯，一个来自血缘，一个来自生活。名牌加身的小资女、穿拖鞋工作的SOHO族、三句话不离股票的国贸男……在繁华CBD的马路交叉点，他们融汇成一个城市往前疾走的人潮，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鱼群——以族命名的生活形态登上了VOGUE与维基百科，人以群分的名词成为了都市客的流行标签，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56个新族群——你是哪个中的一员？

　　75%的人都被工作异化

　　早在1991年，我们就看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愿景。撰写《爆米花报告》的“不可思议的趋势预言家”费丝•波普科恩预测了未来的十大生活形态，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影子：一种茧居族的新人类，家是他们的堡垒(御宅族)；活在现实，却又渴望梦幻式历险(波波族)；自我喜好是选择商品或服务的基础(NONO族)；想逃脱现状远离都会，为自己而活(飞特族)；强烈地自我保健，不惜一切代价(乐活族)……

　　一篇题为《未来的族群营销》的文章写道，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部落、分化时代和新部落时代。越来越多的社区、贴吧、BBS、MSN和QQ等即时通信软件，让互联网形成一种强大的联结能力，为人们寻找自己的族群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能够彼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兴趣的生活方式。

　　听起来这将是一个生活多元化的美好时代。但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项调查足以打破这种幻想——75%的人自认是“穷忙族”。 “穷忙族”(即“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大卫•史普勒(David K• Shipler)在其著作《工作的穷人：在美国所看不到的》(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中提到穷忙族这个群体,认为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在日本，人数超过1500万。

　　“穷忙族”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比月光族更穷，比劳模更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我总是努力工作，我总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穷忙族沦丧了生活，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美国人看美国梦版的《当幸福来敲门》来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来祈祷未来，中国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奋斗》来强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会主流的中国80后青春散场，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

　　有调查显示，对如何摆脱“穷忙”，穷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积极充电”——这显然让劳碌的他们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称，“忙”会带来心理疲劳、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工作效率下降、偏头痛、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月经失调、性欲减退。“焦裕禄”因穷忙族的存在而有了新解——“焦裕禄：焦虑、抑郁、忙碌”。

　　据日本专家统计，过去10年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增加了4成。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

　　心理学家斯宾认为工作狂属于心理变态，那么，中关村的“工作狂写字楼”逻辑，则直接让一帮心理变态活在精神病院里——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狭路相逢，沦丧生活者胜。

　　在这个CPI上涨、股票大跌、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缺的上行时代，生活被工作异化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层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增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基础；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穷忙族:“穷忙族”是个舶来词，英语为“working poor”。指那些每天超时工作，薪水却没有相应增加，不仅无力置产，甚至还要为养老金担忧的人。

　　产生“穷忙族”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令个人生存压力增加，盲从、攀比心理滋生、欲望膨胀和个人期待值过高；不合理社会结构，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使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形成“M型社会”；加上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等原因，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穷忙族”的队列中。

　　有调查显示，“穷忙族”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首要原因是社会压力过大，竞争激烈(60.9%)；其后原因依次是“穷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职业规划(48.9%)；起点太低机会太少(39.5%)；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6%)；盲从、随大流(24.5%)；耐心不够(18.8%)。

　　而要摆脱“穷忙”，需要积极充电，增强竞争力(55.7%)；调整好心态，适时进行工作减压(50.4%)；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和目标(46.5%)；主动去适应社会(39%)；社会不应该过于强调竞争(12.6%)。

　　穷忙是世界性的

　　文/胡尧熙

　　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

　　穷忙族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美国《商业周刊》的两名记者米歇尔•康林和杰西卡•希尔夫不止一次在杂志上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在民主党内部选举阶段，奥巴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YouTube上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领袖风范。这被米歇尔•康林认为是高明的一招：“奥巴马的成功要归功于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千禧一代，国家的未来，但现在都在为生计忙碌奔波。赢得他们，也就赢得了20%的选民，即便他们现在都是Working poor。”

　　美国穷忙族怎么忙？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4300万人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人数巨大，并且Facebook和MySpace的注册量可以证明他们之间联系紧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关注工作、医保和债务等现实问题，因为这些冷暖自知的数据恰恰是他们最缺乏的。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观察过去30年间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劳动市场的“双元化现象”的结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企业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变大，但社会底层工作的缺口反而更大，很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发现除了清洁工、洗衣工、电话接线生和厨房助理的职位，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理想和现实之间就是这么无奈和无情。这些工种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远远不如高新技术行业，于是，越来越多的穷忙族出现了，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新一代的美国穷忙族都出生在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年份，生长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辈无节制地消耗资源、产生赤字，然后又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次贷危机。这些人都努力工作，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已经成为常态。《华尔街日报》做过一次调查，穷忙族最关心的事情中，经济形势、医疗保障和教育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总是位居前列。月薪能达到8000美元在美国就算正宗的中产，但《商业周刊》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穷忙族都在为了月薪3000多美元忙死忙活，其中一部分人还要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助学贷款，一份工资掰成N瓣来用。

　　一说到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穷忙族内心就会隐隐作痛。但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200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下降了8.5%。一边是工资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福利水平日益缩减；一边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受苦的不仅是穷忙族，连中产阶级也觉得自己活得越发不滋润。

　　一个叫苔斯•贾米森的24岁乔治梅森大学学生也在YouTube上专门给奥巴马制作了一段视频，内容都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原本每年冬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滑雪，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她已经6年没有滑过雪了；她的一个朋友月薪7000美元，怎么算也不是穷人，但一遇到母亲生病，就只能乖乖地每月拿出6000美元用作治疗费，然后自己一日三餐吃土豆；她的祖母当了30年教师，所得到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竟然入不敷出。看起来，穷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忙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连生活都成问题。

　　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经济前景和职业前景看上去都不甚明了。除了共同富裕的北欧国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忙是从年轻时开始的，但你老了之后，未必能够摆脱它。

　　中国的穷忙现实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穷忙族，否则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费试用一年的代价争取一份口粮。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混得好点的人也觉得前途不保险，思索得最多的问题是明天该往哪儿跳槽，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快。

　　有人问郎咸平，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都活得艰难。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没办法，这个国家的生态是这样的。我们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量的大学生，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靠低层次的制造业撑着的，要想找工作，去他们那儿。”他说的是事实，“快中国”还没有走到创意立国的时候，“世界工厂”靠规模取胜，而非技术。另外一边，更多的企业在努力减少正职员工的名额，打工、签约、派遣等非正式员工的编制越发庞大，珠三角的企业正在群体策划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德国汽车业也走过这条路，尽管产业越来越赚钱，但总雇用的正职员工数量却逐年下降。只不过，这种作业方式现在传到了亚洲，中国和越南正在积极采用它。

　　有人说是对职业生涯缺乏规划导致了穷忙族的出现，但个人规划和大环境的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有时候它并没有决定人生的效果，总有不期而至的变化让你的规划死无全尸。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大学毕业，进了移动公司工作，职业命运的起点比他的许多同学高出N个级别。但今年，公司一纸内部文件宣布，新员工的晋升和工资增长都以工作年限为参考，5年为一个级别，他的规划也随之全军覆没。是留下来守着每月3000元钱熬生命，还是去外面体验连滚带爬的打工生涯？这简直不是主动的规划，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两难选择。这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

　　穷忙族的出路

　　1998年德国穷忙族占全国在职人员数量的3.9%，但根据最新统计，德国穷忙族现已增加到7.4%，西欧各国的情况差不多，就算富得流油的瑞士也有近30万穷忙人士。

　　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靠技术和版税吃饭；穷者留在机械劳动时代，靠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庶务性工作，以求能够挣满工分。不同工种的待遇差异就像社会的贫富悬殊一样，把人分别扔在两极。台湾《商业周刊》给出了一系列教人如何摆脱穷忙的方案，从闲暇时考证照、念EMBA，到学习投资应有尽有，活脱脱一部创富参考书。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后，很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

　　亚洲最先出现穷忙族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让多数人进入穷忙的行列。5月，八国集团劳工部长会议在北海道举行，今年的议题是“如何找到穷忙族的生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正在揣测奥运会后的经济走向，至少股市上的数字不能给人太多信心，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穷忙没有获益人

　　文/胡赳赳

　　穷忙族的利益分配被“洗劫”了吗？一定是，但洗劫者也没有受益。一个经济提速的上行社会要警惕其“下流化”的怠速和道德怨恨。

　　比穷更可怕的是穷忙。比穷忙更可怕的是没有受益人。资产缩水、货币通胀、事业遭遇瓶颈、人生碰到天花板，财富在分配、转移之后迎来第三个象限：蒸发。富者没有更富，而穷者变得愈穷。

　　一位中产阶层人士惊呼，别说老百姓了，我自己都处处能感受到生活资料的压力：手机在降价，但手机变成快速消费品；电视机在降价，但高清电视机并不便宜；汽车在降价，但汽油在涨价；挣钱容易，花钱更容易，贬值也更快。

　　GDP代表你很忙，人均GDP代表你很穷。从群体定义穷忙是一个阶层，从社会定义一个国家都在穷忙。

　　一个群体的穷忙

　　不要嘲笑穷忙族，我们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员。

　　一位做音乐版权的朋友，每天忙得团团转，几个CASE同时砸在手上。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与朋友聊天的时间与心情全都没有，但心态却出奇的良好。当他终于抽出一个小时与朋友共进午餐时，他说：“我现在付出的工作强度与时间、与薪水不成正比，但我听从一个朋友的说法，现在的付出将在两年后所领的薪水中得以体现，而两年后不干什么活时的薪水现在发给我了。”

　　一位时尚杂志的执行主编(也穷忙吗？当然)正在“闹”休假，这位3年内从资深编辑、首席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的女性严重透支。她的服装穿得越来越高级，但声音越来越嘶哑、脸上的倦容挥之不去。她变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个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个活动的参与者，她看起来像被利用的对象，被反复利用、无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并不断淡化这种感觉。假如不工作，她将一无所有，而工作，并没有给她催生更多有意义的事物，反而是一剂衰老药。

　　这是乔治•巴塔耶所宣称的“一个普遍耗费的时代”，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席卷一切。人们倾向于自我损毁。正如他所说，一个年轻人可以毫无道理地浪费和破坏，“当他自我破坏、自我浪费同时又无所顾忌时，最有头脑的人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态的、他无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功利主义的解释。”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发动机和轮胎，并从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获取他人尊重、满足成就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穷忙族的依赖性心理呢?

　　也许，穷忙族更需要做做人生规划，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盘有没有风筝、大三角、钻石形的大三角之类的好形状，以及是晚年暴富、贵人相助或是走偏财运。比如说，莫言的星盘就比余华灿烂，事实也的确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尽了。要不，就去听一听胡茵梦的心灵学教程，虽然她最后也会扯到星盘上，而且学费有点贵。可能还有你从未听说过的“第四道”，这个有点怪的培训组织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都印有你不易发现的“道”的字样，他们所讲演的“修行观”教你如何取得成功：当走红的编剧、能卖出价钱的艺术家、练就嫁入豪门本事的剩女、成为时来运转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等等。

　　关键是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史铁生在一篇叫《好运设计》的散文中说：“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说“过程最重要”，这使得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业已过时。最起码，“过程和结果要同等重要”，否则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胜利，继续充当穷忙族和畸零人好了。

　　所谓的人生理想，无非有两条通道：对物质与艺术的创造、享用与占有；心灵充裕、财富充裕。我想，没有人不认同这点。就连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那间茅草屋看得比金矿还重。

　　穷忙族容易演变成埃里克•霍弗所言的“狂热分子”，当人们从“分内”的“事情”中得不到自我满足时，就会倾向于向“分外”的“事业”中去寻找归属，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出现。

　　穷忙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尤其是当中上收入者亦有穷忙之惑时，这个群体已经有扩大成阶层的危险了。

　　一个国家的穷忙

　　3年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就借《新周刊》探讨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话题，没想到，3年后，这个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外界看来，这个群体类似于“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介质，但其实环顾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网罗其中。

　　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一是制度性的转型，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沿着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包括你的情感、忠诚、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欧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机都会在中国找到回应。穷忙族也是日本的产物，三浦展写了一本很烂但很管用的书《下流社会》，“working poor”的指称就出现在这本书里头。在中国，“飞特族”似乎还是一种时髦，但它的确切内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职员以外(打工、兼职等)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人”。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所表达的那种感觉，说白了不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漠视后的自我疏离吗？这种冷调子的场景，意味着一种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对内心城池的修建，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人和自己的关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阶层分析将被一些时尚的词裹挟并改写。比飞特族更惨的是尼特族，他们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学、不就业、不培训。这个群体在中国被称之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与之对应的是“富二代”，不但有老可啃，而且一步迈入中产阶层；没老可啃又不愿穷忙，最悲惨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们也有两个特征：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要想再进入社会的循环体系中万难。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数，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岁左右，过了这个尖峰，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你也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会》探讨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方面超级富豪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层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世界分成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在中国，许多中等收入者也感同身受。

　　美国人在探讨“超级阶层”如何影响全世界，有一个规模不到1万人的超级阶层在发挥全球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某个区域千万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讨中产阶层的衰落，人们要么变得更富，跻身上流社会，要么变得更穷，变成穷忙一族。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成形，伪中产在“M”型中更易向左侧的穷人转移，财富的不稳定、不安全、货币政策的缩水、股票市场的慌乱、不动产市场的观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顾无忧的中产者开始“忙”了：有一篇理财文章说，资产没有超过两千万，一个中产是无法负担一家老小一辈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的。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人们要在互为因果、互相印证、互相指认、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是的，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初露端倪、乌托邦的幻象成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

　　当一个国家处于穷忙之中，就像发动机空转而车轮没有前进一样，这就是需要警醒之处：一个上行社会阻滞于“下流化”的节点。

　　国家不富，人民不安；人民没赚到钱，国家也不会答应。穷忙没有受益者，液态社会中，财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象，人人都在烧钱，人人也都在纳闷钱烧哪儿去了。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