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8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9月18日在“两岸观察”栏目发表富权撰写的文章说，“行政院长”刘兆玄前日(16日)主持的“行政院跨部会会议”，通过了“教育部”的提案，决定调整中文译音政策，改采汉语拼音，就是一项令人惊艳的决策。这项决策，不但把前朝民进党当局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且也有利于台湾地区与国际接轨，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在两岸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已经是在汉字华语一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拼音一体，亦有利于两岸的文化融合，更有利于台湾民众抗御“文化台独”。　

　　文章摘录如下：

　　从尚在大陆时期开始，国民政府就一直采用“国语注音”，作为学校识字教育及字辞典注音的工具。一九四九年之后，祖国内地的小学校仍都继续沿用这种“国语注音”。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研拟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才全面取代“国语注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拼音被推广到全世界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一九八六年，联合国决定，中国地名、人名的英文拼串方法，全部采用汉语拼音模式，如过去“北京”的英文是“PEKING”，此后一律采用汉语拼音的“BEIJING”。国际标准组织(ISO)也已接受中国申请注册，认定汉语拼音为汉语标准。因此，汉语拼音是国际通行的汉语拼音模式，外国人学习中文，也基本上是从汉语拼音入手。尤为重要的是，全世界各种主要文字的计算机数据库，都是以汉语拼音作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地名、人名的译音。

　　上世纪末，李登辉当家时的台湾当局为了配合“务实外交”及“走出去”的策略，开始研拟台湾地区的地名、人名外文译音，也采取汉语拼音。经过四年多的研究工作，当时的台湾当局认为，汉语拼音具有标准和国际化的功能及优势，是其它的任何拼音方案都无法取代的。为此，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宣布将采用汉语拼音，并责成“教育部”研拟具体实施方案。而当时的“教育部长”杨朝祥，是荣毅仁的外甥，积极执行刘兆玄的指示。但是，却有“独”派人士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汉语拼音是中国大陆发明及使用的，如果台湾地区也予以采用，就会给予国际社会“台湾已与中国统一”的印象。此“理由”受到李登辉的重视，曾“吹风”要“教育部”暂缓执行。紧接着台湾“总统”选举“变天”，刘兆玄的指令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由马英九出任市长的台北市政府，坚持台北市的地方自治权，不理会李登辉的暗示明令，由市政府民政局主持，陆续将台北市的路牌、交通标示牌等，更换上分别用中文及以汉语拼音标示的英文，以方便海外游客识别。据说，此项工程耗费了二千多万元。此举获得外国游客的赞赏和肯定，认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另外，“交通部”也将全岛八成以上的高速公路路名牌，以汉语拼音方式标示英文。

　　陈水扁上台后仅不到半年，就全面推翻刘兆玄、杨朝祥的决策，指示“教育部”弃用汉语拼音，改推充满本土色彩的“通用拼音”。当时任“教育部长”的曾志朗，虽然认同及支持汉语拼音，但为了避免落得个如同唐飞的立场，只好采取坚持个人学术观点及不得失执政党的双管齐下手法，将汉语拼音与“通用拼音”方案一同提交“行政院”定夺，将矛盾上交。但是，陈水扁和“行政院长”张俊雄仍是决定，采用“通用拼音”方案，并绕过曾志朗，由属于民进党“新潮流系”的“教育部”副部长范巽绿公布“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规定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中文英译拼音，均采用“通用拼音”。

　　所谓“通用拼音”，是台湾地区一群本土意识浓厚的文字工作者研发而成，其主要创制者为“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余伯泉。它同样亦采用拉丁字母来拼串，但就考虑闽南语及客家话、原住民语的因素多些。实际上，如果单纯用汉语拼音来翻译原住民语、闽南语及客家语，确实是有不够准确之嫌，这原理与汉语拼音也无法准确拼出粤语的发音一样。因此，余伯泉等人所研发的“通用拼音”，是既能标示国语，又能标示台语的拼音方式。

　　为此，“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相比，约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音节是拼法完全一致，另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音节，是以台湾“本土语”发音拼音。它虽然能准确地拼出台湾地区一些方言的发音，但在使用之后，却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比如，一个外国人要在台湾地区以外的图书馆，查阅台湾地区的某一个人名或地名，他在计算机输入关键词时，因为欧美的图书馆都是采用汉语拼音，故如果他打的字是与“通用拼音”相同的百分之八十五那部份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他不幸打的关键词正巧是不相通的百分之十五的那一部份，他就根本无法在计算机中查出所需要的内容，或是查出来的数据是错的。相反，既然汉语拼音的主要功能是对台湾的地名、人名作英文译音标示所用，而台湾的地名、人名在向国际作英文翻译时是以国语为发音标准，那么，汉语拼音就完全适用，而无须考虑那个方便于准确拼串方言发音的“通用拼音”。后者只是适用于以闽南语、客家语及原住民语发音识字的场合。

　　由此可见，汉语拼音与“通用拼音”之争，虽然在表面上看，是一场“学术”之争，但却隐潜着“大中国”与“台湾本土”意识，及“统”与“独”理念之争。这从分别坚持两种不同拼音人士的省籍、政党、政治立场等背景中，就可以管中窥豹，一目了然。

　　在再次“政党轮替”后，由于从马英九、刘兆玄到曾志朗(现任“政务委员”，受命主持负责研拟并提案改用汉语拼音的“行政院”国际生活环境推动小组的工作)，都是主张采用汉语拼音的，故在行政实务操作中，都在“鸭子划水”般地转用汉语拼音。比如，在北京奥运期间，台湾当局的相关外文宣传品，都使用了“BEIJING”的英文中译。而一些政府官员的名片，其英文译音也采用了汉语拼音。

　　其实，马政府要调整中文译音政策，也是在实施“通用拼音”七年多来的实践中，证明了“通用拼音”“窒碍难行”。实际上，中文译音路名是给外国人看的，在采用外国人看不懂的“通用拼音”后，外国人到台湾旅游观光，简直是“雾煞煞”。更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当局整日价叫嚷要“开拓国际空间”时，但其对外文宣材料都是采用“通用拼音”，使到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为此，连民进党中人也不以为然。比如，高雄市长陈菊为了向世界各国推销“世界运动会”，毅然决定采用汉语拼音。这也就难怪，在再次“政党轮替”后，有过外国留学经验、深知“通用拼音”难以与国际接轨，及汉语拼音已成为国际主流的马英九、刘兆玄、曾志朗等人，那么决断地要将被陈水扁一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