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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亮宝旧金山,中国首次组团参加世博会纪实(2)

2008年10月07日 10:36 来源:北京日报 发表评论

  “师夷长技以制夷”

  1915年2月20日中午12时,随着美国总统塔夫脱在白宫内按下按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式开幕。会场中凡以电气为动力的机器同时工作起来,全城汽笛长鸣,“一刹那万声齐作,国民及外宾均欢呼和之,诚极一时之盛”。

  博览会开幕当天就涌进了近22万名观众。

  巴拿马博览会会址选在美国旧金山海湾与陆地的交汇处,占地625英亩,著名的金门大桥也在其内。主建筑高达435英尺,表面缀有五色多棱玻璃片,流光溢彩,因而得名“宝石塔”,是太平洋沿岸最醒目的建筑。宝石塔北边有圆柱形的高大雕塑“进步标”,螺旋纹盘旋而上,表示“历史发展乃螺旋式上升”之意。会场的出入口还设有“朝阳”、“夕阳”二门,上面用英语刻着各国格言,代表中国的一句选择了《论语》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这次世博会共花费了筹备经费约7000万美元,其规模和气势在世博会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巴拿马博览会共有31国与会,25国自建政府馆,另有10个分类展馆,即美术馆、教育馆、文艺馆、制造馆、机械馆、交通馆、农业馆、食品馆、园艺馆和矿业馆,总面积达到3731500平方尺。

  “中国最好的陈列品,几乎都在农业、美术、文艺三个馆里。”刘作奎说,“别国在制造馆里陈列机器,我们只能陈列棉纱、丝绸等手工制品;人家的教育馆都用图表、模型展示自己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模式,我们拿了教会学校学生做的刺绣、手工来参赛。”

  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展品成了博览会上的另类,耐人寻味的是,这倒成了中国取胜的理由。陈琪后来回忆说,开幕以来,西报记者纷纷前往参观中国的展品,均称“物品优美深为满意”,有三四家著名媒体尤其赞赏教育、制造二馆的中国赛品,“称为各馆之冠”……一时间,中国赛品的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随处可见。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王树榛就在本省的赛会报告书中写道,“人性每好不经见之品,好古与好新之心理正相类。我国在会场上之陈列,自觉甚陋,而尽多赞美者,亦以此故,苟能利用之,虽益致声誉可也。”

  国外舆论对于中国的赞赏,在3月9日中国政府馆开幕时达到了顶峰。

  那一天,旧金山的华人商店全部歇业,华侨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纷纷来到会场,一睹祖国展馆的风采——谁也没想到,短短8个月时间,区区9万元经费,中国工人们竟在旧金山的海滩上造出了一座惟妙惟肖的“太和殿”!5400平方米的中国政府馆,正馆完全仿照故宫太和殿而建,内部也依照中国风格陈设桌椅、绣屏、古玩、字画,连围在四周的矮墙都是按照长城的样式建造的——只有细加留意才能发现,中国馆全部是“以铁皮代琉璃,以涂料代木材”,绝少使用昂贵的“真材实料”——中国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智慧,让西方人赞叹不已。

  中国馆开幕当天参观人数就超过了8万,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整个博览会期间,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数达到了200万。

  会场上另一座仿古式样的政府馆,就是以著名的金阁寺为蓝本的日本馆了。

  毫无疑问,筹备时间更长、参赛经费更多的日本,是巴拿马博览会上另一颗耀眼的明星。日本的精心展示恰好为中国人提供了最佳的学习机会——事实上,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期望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中国实业界还组成了一支“赴美赛会观光团”,由张裕酒业的创始人张弼士带队到美国“取经”。

  或许这正是这一次与以往历次参赛的最大不同——不但各省参赛代表都写下了厚厚的赛会观感、参赛日记,实业考察团的成员也纷纷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或介绍、或议论,一时间有“满城尽说世博会”之势。

  遍观各馆之后,中国人终于总结出了日本人的成功经验:重营销、善模仿、会包装。

  直隶参会代表陆文郁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在政府馆内设了茶肆,以期推广本国的茶叶产品。日本茶馆设在参观者必经之路上,有日式小屋数间,日本画师穿和服跪坐其间现场画日本水彩画。茶馆所有陈设、器具都是纯正日式,喝茶价格极低,且赠送一小包带走,每天生意兴隆。中国茶馆的茶虽然品质比日货高出数倍,环境却大不如人,且纯以营利为目的,价格高了很多,结果门可罗雀。

  严智怡则从更深的层面总结了日本在海外贸易上长时间压制中国的原因:

  “日本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外国人为主,必先考虑外国人之嗜好,而后投其所好,中国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本国侨民为主;

  日本人之抵一地也,必招其邻里乡党而偕来,以扩张其势力于海外,中国人之既抵一地也,不愿有后来者,更不愿有同业者,恐其分己之利;

  日本人之往海外也,每有进取之心,中国人之往海外也,最初则甚冒险,继而纯以保守主义,不思进取。”

  纵使严智怡已经能从民族性格上分析,他还是没有找出国货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只有那一年《申报》刊登的《观巴拿马归客谈》中,略略提到了这样一句:“美国赛会宗旨以新发明为最,中国则以仿古为优,故难合格。”

  事实上,真正赋予世博会无与伦比地位的,还是那些在会上首次亮相、足以改变世界的新发明:1855年巴黎世博会推出了混凝土和橡胶;1876年火车头和打字机在费城世博会上首次亮相;1878年巴黎世博会为全世界带来了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留声机;1900年巴黎世博会推出了地铁;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带来了飞机……而这些,既是在战火中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所缺乏的,更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从闭目塞听,到开眼看世界,再到主动展示自己、参与竞争,尤为可贵的是勇于反躬自省、发现不足——短短数十年,中国实业家的巨大进步已经令人刮目相看。”刘作奎说,“但我们总把目光盯着邻居日本,看人家如何模仿、成功倾销,却忽略了美国的表率作用,忽略了其在工业革命后崛起的原因——那就是科技创新。而创新不足,才是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仅满足于手工业、农业这些固有优势项目的‘改良’,不在创新上下功夫,永远实现不了实业兴国的梦想。”

  从“不足道”到“大梦初醒前途无量”

  1915年5月,大赛评奖开始,巴拿马博览会正式进入最高潮。

  巴拿马博览会设立了六个奖项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大奖、荣誉奖、金奖、银奖、铜奖和鼓励奖——如今仍有些老字号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其实那并不是当年的最高荣誉。

  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其中60%来自东道主,中国因为出品数量多,也获得了16个席位。

  审查分为三步,第一为分类审查,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评出各类的得奖赛品;第二为分部审查,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再评出各部的得奖赛品。这两次审查是平行的,不是初赛、复赛的关系。也就是说赛品在任何一个环节得奖,都会被视为最终成绩。

  两轮过后,中国获得的大奖章已有30余枚。这个成绩高出其他参赛国不少,却没能和日本拉开差距。

  最后的“高等审查”环节开始了,这一轮中,各国赴赛监督可以对本国赛品提出申请得奖说明,由专门审查小组评定认可,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奖,给何种奖。根据陈琪提交的洋洋洒洒几十页的“评奖申请”,审查员们来到了各个展馆。

  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中国产的白酒原本陈列在农业馆里,一排土里土气的褐色陶罐夹杂在棉花、大豆中间,根本没有谁会停下来看一眼。此时为了引起评审团的注意,有人提议把所有酒类都移入食品馆中。不料在移动过程中,一不小心把一个陶罐摔在了地上,砸得粉碎——没想到,四溢的浓郁酒香反而引得不少观众驻足留连。陈琪灵机一动,当即决定不必换馆陈列,只需取几个空酒瓶,敞开盖子,把此酒分置其中,任其挥洒香气,再在旁边放几个酒杯,供人品尝——果然,评审委员纷纷寻香而来,品尝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最终授予该酒荣誉奖章。来自贵州小小山城默默无闻的中国白酒,从此蜚声海外——这就是如今已贵为“国酒”的茅台。

  有意思的是,茅台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的并不是最高奖。代表中国捧回大奖的五种酒是直隶、河南的高粱酒,山西的汾酒,广东的果酒和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酒品。

  最终,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218枚奖章,其中大奖章57枚。两项均列所有参赛国之首,超出了第二名日本一倍左右。更重要的是,中国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七省的茶叶分别得到一枚大奖章,丝织类产品也得到了大奖10枚。这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于中国货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象,当地媒体甚至称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就连日本的《东京时事新闻报》也说,“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行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殆未可轻视。”

  在赢得大奖的同时,中国人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用荷兰驻旧金山领事的话说,“中国在会场所办之事极为美满,使各国都知道了中国的地位和出产,且中国人此次办事与欧美上流社会无二,共事六个月后,现在我已经极其信任中国人了。”

  要知道,在此之前,华人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中,是何等的形象。王树榛曾写道,“美人心理大半以为中国文化至浅,工艺绝无,学校则遍国中或无一所……苟非研究中国历史有素者,莫不以为中国不足道也。”

  由于中国的杰出表现,赛会组委会决定将9月23日设为“中国日”——陈琪原希望把“中国日”定在10月10日国庆那天的,是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9月15日,夏偕复借参加万国水利大会之机来到旧金山,顺便参观了中国馆。因为公使定在9月24日离开,很会做人的陈琪就把原定的“中国日”提前到了9月23日。

  那一天,夏偕复仔仔细细参观了各个展馆的中国展品后,在政府馆院内亲手种下了一棵小树——种树的主意是陈琪出的,取其“新造之中国如园中树木初茁新芽,得此良机借资培养则发荣滋长”之意。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代表团获得如此佳绩,身为公使的夏偕复却只是顺路参观一下,并未专程来过。也不要说公使,就连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徐善庆都没有在会场内出现过——与美国人的热情相比,同胞们的冷漠让人心寒。

  直到参观完后,夏偕复拉着陈琪说出了一句话,才使他恍然大悟——到了会场,我方知国内对你的种种传言,并不可信。

  原来,自从陈琪担任筹备事务局局长的那天起,国内对于他的质疑声音就从未中断过。巴拿马赛会开幕后,国内报纸、杂志上更有不少文章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陈琪本人“以个人恶感而肆口毁谤”,说政府馆的营业性茶社中有“某人”股份,说营业的全部收益都进了“某人”腰包……一时间种种谣言甚嚣尘上。而中国代表团内部也是“暗流”涌动,早在布展期间,由于经费迟迟不能到位,团内委员陈承修、周清仁、李宣谏等人就以“筹备无方”为由致电农商部“参”了陈琪一本。政府馆开馆时,各省代表甚至自行组织赛会委员会,以严智怡为会长,广东省代表徐良为副会长,完全失去了节制。

  1218枚奖章与一纸弹劾

  1915年12月4日,为期10个月,参观人数超过1900万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落下帷幕。令人自豪的是,博览会结束后,包括宝石塔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中国政府馆却被保留了下来,并移建至金门公园内——因为中国馆建筑是各国政府馆中唯一得到大奖章的。

  为了节省回去的运费,也为了让商人们不至蚀本,陈琪把参赛物品尽可能地出售了。中国工艺品得到了美国人的极大追捧,北京德昌号的三件景泰蓝大熏炉、大花瓶卖了5000元,天津产的地毯不但早早销售一空,还有30余人等着排队订购……最终工艺品卖出了将近一半。至于价格低廉的零星物品,监督处全部捐给了美国的公益机构,不好出售的标本、模型,则悉数赠送给了当地学校和博物馆。

  考虑到中美两国都是农业大国,陈琪特意联络美国赛会组织者,把农业馆里的中国作物种子与美国种子进行了交换。各省代表也在闭会前接到通知,如果想把美国的某种作物引入本省栽种,可以列出单子交给监督处,由监督处统一向美国政府索取。

  带着1218枚奖章和一大批美国作物的种子,1915年12月中旬,中国代表团踏上了回家的路。

  此时一战战事方酣,连带着全球交通都受了影响,运输价格飞涨。来时8美元1吨的轮船运费,一年后已经猛涨到40美元以上。因为不满美国新近颁发的航运条例,往来中美航线的最大运输公司太平洋游船公司已经宣布停业,这条航线被几条日本轮船垄断了,唯一一条运费便宜些的中国邮船,每两个多月才往返一次。此时中国的参赛经费已经所剩无几,陈琪多方奔走,才将没能卖出的赛品分批运回了上海。到最后,由于61万元经费全部用完,陈琪只得请夏偕复出面请求美国政府帮助,才将最后一批赛品运走——此时距离巴拿马博览会结束已经将近一年了。

  回国后,监督处立即着手处理赛品发还事宜。1916年,正是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南北对峙之际,广东、云南等省“既不通电,迭次去问催促,不能派员来沪”,连赛品都无法发还,而监督处已经穷得交不起上海仓库的租金了。因为疏于看管,仓库管理员甚至监守自盗,将箱子里的值钱物件偷出来,把同等重量的砖头瓦块放进去瞒天过海。万般无奈之下,1916年7月28日,陈琪进京面谒诸政府要员,希望再申请到一笔经费,哪怕将最初许诺的70万元经费发齐了也好。

  万没想到的是,在上海的监督处职员们没等到陈琪的好消息,却等来了农商部的一纸电文——监督处被强行解散了。原来,此时国民政府官员们对陈琪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他的请求直接被农商部理解为死抓着权力不放,有“恋栈”之思。

  解散监督处还不是最终结果,1916年10月12日,沪上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条消息——农商部长谷钟秀以“溺职营私”、“侵蚀弊害”的罪名,将陈琪弹劾了。

  陈琪在美国为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此时集体爆发了:因为那些未能展出的冗余物品,他被扣上了“劳民伤财”的帽子;因为那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未到账的9万元,他被指控“私吞公款”;就连将打碎贵重物品的工人辞退的小事,都被演绎为“克扣工资”……

  “在任三年,以最少之经费,致最佳之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陈琪悲愤地给大总统黎元洪写下一篇千言书,为自己申诉。而国民政府派人详细核查,甚至就此赴美向夏偕复等人调查取证后,最终证明这些对陈琪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但此后,陈琪再未接手过与博览会相关的任何事务。1924年冬天,年仅46岁的陈琪病逝于九江。

  巴拿马博览会的成果在当年就显现了出来,据美国商务部调查报告,19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较上一年猛增了6000万美元,仅江苏一省的对美出口额就增加了30%。当年全国出口额仅丝绸一项就达1亿4千万美元,茶叶1800万美元,桐油1120万美元。

  “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刘作奎说,“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原料输出国,巴拿马博览会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更重要的是,巴拿马博览会给中国实业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观念层面上,它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一百年,延续到了今天。”

  (赵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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