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对华援助模式转向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想不到啊，对华援助项目就在我身边。”10月6日，刚从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往返了一趟的董女士得知这条高速公路是第一条由世界银行低息贷款修建的后，惊讶地向《国际先驱导报》表示。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向我国提供多双边无偿援助的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累计提供援助资金约63亿美元，实施合作项目超过2000个。如今，这些项目涉及扶贫救灾、技术改造、农业发展等30多个领域，受援地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的生活在不经意中被它们悄悄改变着。

　　针对日前已有西方国家提出将终止对华援助，商务部国际司官员10月10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商务部尚没有接到外国有此意向的官方正式表态，因此事件的最近进展仍在观望当中。

　　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则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部分西方国家终止对华援助或改变援助模式，并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外援对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决定性作用”。

　　弥补中国资金不足

　　“呀，多卖了2500多元呢。”这是2003年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西马河村的一幕：一位养猪大户正高兴地数着手里的钱。因为学会了上网查询“行情”，所以他在生猪价格回升时抓住时机出手，终于满载而归。与此同时，河北武安县农民李所田也在品尝网上获取信息的便利。他上网了解到“以色列”品种西红柿在市场上畅销后，便立即买来耕种，当年亩收入就达到了3500元，几乎是他往常收入的8倍。

　　他们都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中国信息通讯技术扶贫能力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从2001年至2003年，这一项目已使数万名中西部农村贫困农民利用科技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不过，这只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对华1000多个援助项目中的一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杜奇华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自1979年中国政府接受对华援助起，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而获得的援助资金占所有对华援助金额的大多数。“例如每年世行能向我们提供10亿至13亿美元的贷款，而对华双边援助最多的国家，一年顶多给几千万美元。”在这种多边渠道援助提供的项目中，约有70%致力于发展建设，涉及电子、卫生、医药、教育、能源等各个领域。“除了老少边穷地区外，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这些援助项目的成果”。

　　除了京津唐高速公路，山东省地下水监测、辽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也都源自世界银行的贷款。杜奇华表示，这些贷款往往满足了有待改建、扩建、新建的重要工程需要，弥补了中国在建设资金方面的不足。

　　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不大

　　“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中国项目，使超过75万名外来移民和雇工受到了就业培训，约24万个新企业开始正式运营。”去年2月，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戴伟参赞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他们几年来对华援助工作的成果。

　　与国际多边援助相比，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双边援助渠道以提供项目援助为主，辅以贷款转贷业务等。从1995年起，外国政府的贷款转贷业务及相关资产、债权等，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负责。

　　事实上，中国与外国政府之间开展的国际双边无偿援助起步较晚，自1982年以来，已有约包括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机构向中国提供过无偿援助，而有偿贷款的利率浮动在1%到3%之间，偿还期为20至30年。

　　“总体而言，外援资金只占中央财政收入的较小比重。”查道炯坦言，“1986年后，外援外资再没有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6%，比例很小的。”他表示，如果现在外援停止，最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包括设备、技术、人员等项目。

　　援助方向转向环境保护

　　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停止或准备停止对华援助，而有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正在寻求或调整对华援助模式。据2006年8月11日印发的《商务部关于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华无偿援助项目管理办法》显示，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将“稳中有降”对华援助；加拿大不再将中国列入重点援助对象，但会继续保持对华合作；瑞典也将压缩合作项目，寻求新的对华合作模式。

　　家住长沙的钟玮没有想到，自己能见证最后一笔日元贷款之一的去处。国庆前夕，湖南省获批105亿日元贷款，用于在长沙5市和浏阳11县(市)建设16个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10月6日，湖南省日贷负责人表示“资金已基本拨付到位，16个项目已经或正在启动”。

　　随着日本对华援助ODA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将很可能是“日中环境基金”，从而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实施援助，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这是发达国家对华援助基本思路转变的例证之一。

　　现阶段，大部分对华援助国都已开展对华环境项目。中国和挪威发展合作2000万元的年度预算中，项目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韩国对华援助关注林业生态建设；欧盟对华《国别战略文件》优先领域仍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