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没有读过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但她至今记得在大萧条期间，在罗斯福政府农工部门工作的大姐向她谈到的南方葡萄园工人，“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好多人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

　　在阳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几乎每个周末的家庭聚会都是在围绕罗斯福新政、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会运动这样的激辩中度过的。

　　“不是说我们家热衷于谈政治，而是，那就是一个政治的时代。”阳和平这样解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爆发的共产主义思潮，“当你知道，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对西方世界的精神冲击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不是原子弹。”寒春这样形容《西行漫记》对她的影响。正是出于对“小米加步枪”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决定追随韩丁和阳早来中国。

　　80年代初，寒春问王震：“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你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在陕北的时候。”

　　“为什么？”

　　“在陕北，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阳和平谈起与寒春的这段对话时，阳和平深以为然。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母亲毕生都没有走出陕北时代——虽然她和父亲在陕北的革命工作，仅仅是在农场饲养奶牛。

　　知识分子出身的寒春与“美国佃农”阳早，是在一个窑洞里举行的婚礼。在生命的黄昏回忆这段婚姻，她认为两人是“因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如果在美国，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

　　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革命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她把到城里住大房子视为“很艰苦的事”，多次拒绝农机实验站领导为她装修小平房的好意。实验站卫生所所长孟庆莲，给寒春看病后与她在外吃午饭，发现她实行“AA制”。寒春看见孟的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食物，坚决坐着不走，直到孟勉强将食物吃完。

　　孟抱怨说，“她有十几种病，却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给处理一下。实在不行了，得跟她讲条件，住几天就出来。‘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万块钱，太浪费。我在你这儿，几百、上千块钱就解决了。’”

　　一位与寒春交往多年的记者回忆：80年代初，一次与王震吃饭，坐在王震身旁的寒春问王：“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阳和平记得自己还在小学时，父亲就用浅显的例子告诉他剥削的道理。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到了中学，我已经能跟他做一些争辩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

　　除了美国专业养牛杂志，寒春的书架被《毛泽东选集》《陈永贵传》《中流》(杂志)《南街村报》《延安画册》占据。当然，还有哥哥韩丁那本被费正清、李约瑟、黄仁宇等史学家高度评价的著作《翻身》。

　　中文并不灵光的她，几年前仍逐字逐句地读完吴冷西回忆中苏关系的著作《十年论战》，并尝试着手译成英文，但没有成功——她已经力不从心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画册里的工农精神抖擞，充满着国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时间回到1966年。是年4月，她和阳早奉调从西安草滩农场来到北京，住进新侨饭店。这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被事实上软禁了。”阳和平回忆说，那时弟弟建平生病，被医生要求去外国人专门看病的医院；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及平，则在同学、老师的隐性歧视中，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她躺在寒春怀里，无端地咒骂，朝母亲吐唾沫。

　　既伤心又愤怒的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个呼声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不许两样。”

　　事实上，这个热衷于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涨的革命热情仅仅用来进行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家庭辩论。阳和平无限怀念那段与父母辩论“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的日子，非要找个话题辩一辩才舒服，“那种感觉不好形容”。这个习惯在他1974年去美国后仍然保留了下来，他却无奈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事对此压根没有兴趣。

　　阳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国。对此，寒春的解释是，孩子们受不了被当作外国人对待。但阳和平把赴美的动力归因为“好奇”，“想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资本主义的经历和社会主义的经历一样长”后，选择了留在美国的阳建平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只有阳和平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现在一所高校教书。

　　某种意义上，阳和平成了母亲思想的继承者。他在美国做了15年工人，之后拿了一个“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读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微观有效益，宏观没效益”。

　　“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依靠物质奖励，而要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的思想、主观能动性，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这与寒春在经济领域的主张不谋而合。青年时代的她在上级安排下，曾在西安草滩农场主持过计件制的分配方式。这位前物理学家用微积分知识，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分配方案，试图代替原来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发现，一旦个人利益的幽灵出现，工人们开始产生偷懒和投机心态，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 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农机站的牛场，是寒春尽力捍卫的最后的精神王国。

　　她认为，“没有保障的人，是没有解放的人。”她说服领导给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险。她甚至给为自己家服务过的老保姆发放自制的退休证，每个月用自己的工资给她们发退休金。当开发商觊觎牛场的土地，她甚至趁春节团拜的机会，给中央领导递纸条来保全牛场。

　　寒春这辈子只穿过一次高跟鞋。大学毕业时，她从外面进入一个很长的走廊。她突然脱下鞋子，扔进走廊最深处。“太坏，这些东西。”

　　晚年的寒春，让阳和平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美国电影《上班女郎》，电影里出现男女做爱的镜头，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却很生气。让她愤怒的是，荧幕上的女性被对象化了，成为被男性观众消费的肉体。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张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