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就不担心会见达赖影响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贸易吗？

　　骆一德：担心肯定有的。欧洲人眼中的政治和经济并不是分开的。但我想人们可以把这件事做一个很好的切割，不会联系在一起考虑。不是说经济应该从政治事件中抽离出来，而是宗教应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我们认为宗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自由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保护，中国宪法上也有这样的表述。在法国，人们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政府和教会的分离，宗教不应该被政治所干涉，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宗教活动。

　　不过现在，中欧关系确实是因此发生倒退。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足够坚实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需要彼此，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里。我们应该找到能够修复双方误解的解决办法和源头，重建中欧关系，但这需要时间。

　　邱震海：总体来讲，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外交既有价值观外交也有利益外交，他们始终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利益外交比较偏重；有时出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他认为价值观外交更重要，就偏向价值层面。目前可以说欧洲的价值观外交有所抬头，但利益外交对他们而言还是很重要的。

　　我想强调，当下环境中，我们看到中美比较融洽，而中欧之间风波不断，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出发，我们对中欧关系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一认识建立在对中美欧未来发展态势的认知基础上。

　　我认为，由于中国和美国国家定位的差异，今后注定会有潜在的战略冲突，这会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较量。反观中欧之间，欧洲步入现代化以来越来越注重欧洲国家的联合而不是独立地寻求自身利益，它未来是一个全球的政治实体，不存在和中国发生质的战略冲突的基础。所以虽然欧洲在“西藏问题”上、达赖问题上、奥运会问题上和中国有冲突，但我们处理时，一方面要让欧洲看到中国的立场底线和核心国家利益，一方面要清醒认识中欧之间不会产生必然的矛盾。

　　问题四：欧洲存在“中国威胁论”吗？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骆一德：我不认为中国发展威胁了欧洲。“中国威胁”只是一种“论”，而不是真正的事实，往往是由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引起来的。包括欧洲人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感知，对经济上不平等竞争的印象，以及在军事发展、太空科技发展等方面对中国的认识。有些人利用这些感受和形象说中国逐渐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对此，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例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问题、非洲事务问题等。

　　其实欧洲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比如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到西方。那时候，欧洲派遣使团到中国访问，就是17世纪的欧洲社会践行“东方学”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倾听中国，我不认为我们很好的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中欧双方加强沟通，商讨和辩论。同样，中国也要更好地理解欧洲。

　　邱震海：欧洲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精英阶层的“中国威胁论”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是会对美国形成挑战的，但不会对欧洲有这方面影响，这一点欧洲方面也有认识。中国未来在能源问题、劳动力流向方面可能会给欧洲带来不安，不过这种不安大多是人性上的不安，中国可以化解。

　　谢栋风：欧洲在18、19世纪时可以说是大国、强国，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心理上还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欧洲的一些专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近来也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利益攸关方”。

　　我认为现在正是中欧之间相互重新认识的阶段。对中国来说，西藏、台湾、新疆等都是不容干涉的核心国家利益，对欧洲而言，公民的自由、个人命运一些比较形而上的议题又是他们特别关注的。中欧都需要站在彼此的立场上去多考虑一些。(邓媛、刘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