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追回资产。1986年4月，菲政府向瑞士正式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瑞士据此共冻结6亿多美元存款。直到1997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将冻结资产连本带息共6.58亿美元转入菲律宾国家银行委托账户。菲律宾则保证按照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程序，实施财产扣押和补偿相关权利人。2003年8月，经菲反腐败法院判决，这笔资产正式转交给菲律宾政府。

　　资产追回过程中，由马科斯统治时期曾遭受酷刑或者虐待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成立的“被拘押者争取自由和赦免协会”组织(SELDA)对马科斯外逃资产积极主张权利，为菲律宾政府追回资产进程增加了复杂因素。

　　为尽早完成资产返还程序，菲律宾政府曾试图与马科斯家族、SELDA等和解，但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秘鲁“蒙特西诺斯”案

　　蒙特西诺斯是1990年至2000年藤森统治时期秘鲁的国家情报顾问，掌握情报、军队系统，在秘鲁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被称为“藤森身后的黑影子”。2000年，一盘记录蒙特西诺斯贿选的录像带播出后，引发秘鲁政坛危机，蒙特西诺斯被迫流亡巴拿马。追缴蒙特西诺斯海外非法财产随之展开。

　　瑞士是蒙特西诺斯及其同伙外逃资产的集中地，应秘鲁的司法协助请求共冻结1.1亿美元资产，迄今返还7000多万美元资金。

　　早在2000年10月瑞士发现蒙特西诺斯第一个嫌疑账户时，就对其洗钱行为进行刑事立案。11月，瑞士向秘鲁发出外交照会，通知其已冻结属于蒙特西诺斯的4800万美元存款，要求秘方调查资金来源。瑞士还主动邀请秘鲁当局发出司法协助请求。此后，瑞士当局向秘鲁当局多次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另外，瑞士还请求卢森堡冻结蒙特西诺斯1000万瑞士法郎账户资金。

　　随后，秘鲁共向瑞士提出五份司法协助请求，导致瑞士方面冻结1.1亿美元资金，其中7000万直接隶属蒙特西诺斯本人。此后，秘鲁又陆续提出协助调取有关银行文件、返还剩余3000万美元资金等司法协助请求。

　　2002年6月，苏黎世法院决定在秘鲁满足两项条件的前提下，将4000万涉案资金返还秘鲁。这两项条件要求秘鲁：第一，出具针对瑞士银行账户持有人的最终判决；第二出具证明资金来源的证据。但后来瑞士法院放弃了提供生效判决的条件，因为法院认定这笔资金明显出于犯罪行为。8月，瑞士将7700万资金转入美国花旗银行秘鲁国家银行账下。返还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追赃之路任重道远

　　以上三起案例，分别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外逃资产数额巨大，资产追回过程长、范围广、环节多、程序复杂，在发展中国家追回腐败资产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追回外逃腐败资产实践中，中国也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一案中，经中美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美方将没收的300万美元赃款全部归还中方。中国银行也在案发后，分别在香港特区、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地提起民事诉讼，并实际追回了大部分资产。

　　结合上述案例及中国的跨国追赃经验，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中国若对贪腐大案启动资产追回，应立足于案件及所涉国家的实际情况，应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二要加大境外追赃工作力度，加强人员配备和机构建设。增加对境外追赃工作的投入，设立专门机构或者就专案设立追赃机制；三要综合运用多种追赃途径，争取成果最大化。可考虑采用民刑并举、多管齐下的办法，结合具体案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打“组合拳”，争取最大成效；四要充分运用司法协助途径；五可协助资产流入国启动有关刑事程序，为返还资产创造有利条件；六要重视研究和利用民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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