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世界

　　学员之一的大卫·麦克姆伦，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汉语教授，他的双胞兄弟詹姆士则在牛津讲授日文。大卫回忆说，他们当时的严格教学方式是一个“语言老师最理想的教学模式“。

　　“头两个星期的时间全部用来大声朗读正确的音调。但是你在教本科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这样训练。实际上这样做很有好处。”

　　虽然训练很严格，但是纪律却相对松懈。曾经担任授课老师的派迪·雷恩已经87岁了，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驾驶轰炸机。他说，参加汉语培训课程的这些聪明学生“跟普通服战时兵役的人非常不同，纪律方面相对放松很多。“完全没有那种下令把头发剪短之类的事情”。

　　课程持续一年的时间，之后学员们就被空运到香港去，沿途会停靠一些令人羡慕的好地方，像的黎波里、罗马、伊拉克、卡拉奇、新加坡，等等。

　　东方之珠

　　对这些1950年代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新世界。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香港像一个永远不关门的商店。不管白天晚上，街道上总是人挤人。你沿着任何一条小巷子都可以找到餐馆，可以看到治疗各种古怪病症的告示牌，通常配上血糊糊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不同。那段时间真是很奇妙、很刺激。”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带上耳机坐下来监听，快速记录所有能听到的中文内容。由于每天24小时都需要人值班，每个班的时间很长，有时候也很无聊，特别是他们并不知道听到的广播内容究竟有什么重要性。

　　多亏有历史档案处公开的文件，再加上其他相关的人士所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现在终于知道当时记录的有中国共产党空军的行动情况、还有监视大陆航班进出香港的情况。

　　虽然他们在每次交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内容究竟会被如何处置，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这些记录都在香港分析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机关共享。

　　由于在受语言培训时着重技术性语言和数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高兴地发现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困难。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有些中文广播语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专门为我们说的。

　　在约翰·诺里斯看来，中国人都知道当时他们的监听行动，因为他们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装了一个很大的天线。

　　他们在酒吧里经历的故事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你点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会说：你在山顶工作。我们连忙否认，但是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在冷战期间做了任何贡献。不过奈吉尔·韦斯特说，他们的工作记录每天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活动的模式，如果有任何变动，或有任何军事调动都能马上察觉。

　　重逢

　　虽然无法检测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他们在当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许多人保持着联系，恢复了联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的聚会人数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时候，第五期学员班的聚会预计将有三十多个人参加。

　　这些人当中许多继续学习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现中文很有用处，更多的人最后正式走入了情报系统。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在服役两年后甚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汉语，但是他们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他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的传奇经历。

　　他们的故事即使是放在007小说中，也毫不逊色。（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林雯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