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2009年9月召开的匹兹堡G20峰会上，美国发起了旨在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动议，并得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希望确立一个可信的程序，监测各国增进国内经济平衡的努力。这个动议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等贸易盈余国家。

　　为了实现经济转型，美国需要加大出口、减少经常账户赤字。而最利己损人的实现贸易再平衡的手段，仍然是汇率调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若要使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上述目标所要求的水平，美元真实汇率可能需要进一步贬值，“主要是相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

　　“这句话似乎包含着特别的含义。因为真正的美元贬值必然是相对于全世界所有非美元货币的。美元相对于个别货币的贬值只能依靠这些货币的升值才能做到。如果这样的话，‘广场协议’真的就要重演了，”吴庆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签署了“广场协议”。当时，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目前中美之间日益加重的经常账户失衡与1980年代日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非常相似。美国在2005年之前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与1985年之前对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要求也是一样的。

　　提出经济转型之后，美国对中美经济失衡运用的手段，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特别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紧急关税，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

　　全球经济感受冲击

　　美国的经济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发展中国家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全球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每个国家经济转型都会遇到困难，受访的专家一致认为，美国相对来说困难是最小的，因为美国的经济体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弹性的经济体。日本尽管是发达国家，但与中国的经济结构相似，因此受到的冲击和面对的挑战也相似。对两国而言，美国经济转型导致的短期冲击是国际市场需求不足，长期冲击是美国要削减贸易赤字，那么，中国和日本这样出口有盈余的国家，盈余就必须要减少。

　　在吴庆看来，中国和日本需要比美国多做的事情，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只要能让价格充分地变化，市场自然会对价格作出反应。而中国和日本的产业和企业对价格反应不灵敏，市场化程度不高，在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方面还要作很多努力。

　　“日本在20年前就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它的转型是很不成功的，中国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吴庆说，日本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仓促进行的经济政策调整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今天的中国虽然面对同样困难，但不会步日本后尘，因为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日美之间大有不同，美国无法把自己心仪的方案强加给中国并迫使中国执行。“因此，如果今后人民币升值的话，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界的压力。”

　　美国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公开称：“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因为美国打算表现得更像中国。全球经济不允许两个(甚至一个半也不行)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来实行中国式的增长战略。”

　　“萨默斯的挑衅性表达，其实包含着对中国的善意警告：美国经济即将转型。中国，请你准备好。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给中国发出的善意警告。它暗示美国对经济转型的一个看法，即中美之间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博弈可能有一个合作的结局。毕竟‘美国不能独自解决全球失衡’。一个简单逻辑是：美国经济转型需要中国配合，而中国需要从配合中得到好处，”吴庆分析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美国和欧洲是中国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中美经济关系得以维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得到”廉价的资金。美国不需要到别的国家去借，别的国家就已经主动把美元送到了美国。美国对外显示自己的支付能力；退一万步说，还有美联储这个可以提供无穷资金的“最后贷款人”。

　　“未来的经济转型是一种世界性的，是世界经济的转型，转型的左边站着中国，右边站着美国，”吴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