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牌的发达国家，这个夹心层通常都占据国家人口结构的一半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对国家的经济贡献最大，但同时又是极为脆弱的一群，他们往往有少量“资产”，例如一两套房产或市值缩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这些东西在短期里重新“生产”出新财富。一旦因经济形势不佳而失业或者因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丧失元气，容易很快向下沉沦，跌入工薪和贫民阶层。

　　以韩国为例，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消灭中产阶层。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的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多数中产跌入贫困，直到现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虽然中产是经济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人，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投机天性，也使其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最早发生的经济危机——400年前的荷兰，当时的中产阶层疯炒郁金香球，当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数不清的新兴中产阶层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种投机天性恰恰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集体不安全感。在当今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成长轨迹中，正清晰显现出这种线索：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层多数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从平民一步步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勉强步入中产的行列，担心财富的失去，使他们即便在收入丰厚时也处在恐慌之中。所以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有了钱就会奋不顾身地用来投机，不管是炒股，还是炒房，他们都是绝对主力。

　　但显而易见，当泡沫破灭后，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寒意。在后危机时代的这些国家，这样的情形仍在不断上演：因全球贸易遭逆转而饭碗不保；投资了房屋和股票，但房价下跌和股市崩溃令其损失惨重；拥有储蓄却不敢肆意消费，而这样的经历教训又只会加剧了中产们天生的不安全感。

　　稳压器还是加压阀

　　在社会学看来，中产阶层早已不是一个财富标杆的象征，而往往被认为起着政治“稳定剂”和“缓冲带”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北欧等富裕国家，这种功能性尤为明显。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其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芬兰的长期稳定发展。

　　芬兰的中产阶层主要由白领和小企业经营者构成，主要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医疗护理人员、会计、教师、政府和私人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小型服务行业的经营者等。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文化知识和较强专业技能，拥有稳定的收入，并具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富足而安宁的生活是芬兰中产阶层的人生目标。他们在勤奋工作的同时，注重个人修养，尽情休闲，享受生活。在消费方面，芬兰的中产阶层也相当理性。他们注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主张适度消费，而不追求超前消费。“知足常乐”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这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恬淡知足的生活态度，也使他们乐于用生活之余的钱财来帮助弱势群体。当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灾难时，芬兰中产阶层通常都友善地伸出援助之手。此外，芬兰中产阶层关心社会，积极参政，并且对环境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芬兰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始终是芬兰各党派竭力争取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芬兰的中产阶层是芬兰福利社会制度的主要奉献者，通过纳税来帮助生活贫困的人。

　　对于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稳压器的这一认知，在许多老牌发达国家已成为执政之基，统治集团对这一阶层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在英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不是处在金字塔顶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万英镑以下的工薪阶层，而是中产阶层，他们贡献了全国70%左右的个人所得税。

　　中产阶层还是英国市场上的消费主体，他们几乎决定了英国消费品的定价和品位。对于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的英国来说，近4000万中产阶层人士的消费倾向将决定它的发展前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专家肯特·邓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壮大维持了英国的经济繁荣。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并没有如一些人士预测的那样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资本主义也没有灭亡，原因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于社会并没有简单地分裂成富人和穷人，而是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天然的敌人”才失去了相互斗争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得以保持长治久安。

　　另外，由于人数众多，地位重要且把持了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中产阶层成为英国各政党和历届政府最为重视的阶层。不管哪个政党想上台，都会极力争取获得中产阶层的支持；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会采取有利于中产阶层安居乐业的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政策的大同小异和连续性。

　　肯特·邓表示，西方战后的中左政权几乎都是中产阶层政权，由于中产阶层的壮大，这一格局未来也不会发生改变。不管是哪个政党，得罪了中产阶层就无法上台执政，“西方国家已经走上中产阶层成为主人的道路”。

　　在许多新兴国家，培育一个健康充实的中间阶层也正日益成为迫切的施政需要，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任期间，一直想培育起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中产阶层。2008年，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努力在2020年前使60%甚至70%的居民进入中产阶层。在中国，温家宝总理也明确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也是中国迄今对于建立中产阶层社会最为明确的表述。

　　而事实上，由于中产阶层的脆弱和不稳定性，被许多国家奉为稳压器的这一群体，也容易瞬间变成加压阀。

　　无论是泰国当前的动乱、希腊债务危机的街头示威还是前段时期的欧洲罢工潮，都隐含着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权益的强力诉求。而一旦国家调控性政策出台，利益最容易受到触动的，也通常是中产阶层。

　　尽管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和带薪休假等保障性制度来稳定这一群体，然而对于这一基数和意识主张都在膨胀的中产阶层而言，如何趋利避害，成为考验各国政府智慧的执政之难。

　　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高速扩张的中产阶层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游戏规则，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粮食价格上的压力也正在显现。针对这一新增中产阶层，世界需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