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18日发表王江雨撰写的文章说，在列强并立并且可以确保相互摧毁或造成重大伤害的局面下，加上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相依赖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大国之间会竭力避免进行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冲突。鉴于此，虽然格俄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绝不会导致美俄之间直接冲突，甚至连冷战的局面都不可能再出现。

　　文章摘录如下：

　　今年8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小型战争)，在为数不少的国际观察家中激起了兴奋的想象，比如有一种代表性观点就是格鲁吉亚战争标志着新冷战的到来。

　　这场战争的后果还在发酵过程之中，但历史也许将证明它是冷战结束之后体现国际秩序新格局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格鲁吉亚战争所折射的，也许并不是大国对抗加剧威胁世界和平的冷战时代的重新浮现，而反倒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和对抗所面临的困局和约束。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发生于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的、恶性的冲突日渐受到种种强大因素的制约，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第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极端残酷的毁灭性以及其在各强权(指美欧中俄)的广泛分布，消灭了传统的安全界限，使得没有任何国家处于不受攻击的地位。

　　这种局面之下，可以肯定拥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成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因为这种武器一经使用，就必然带来互相毁灭，连中途收手停战求和的可能性都没有。这实际是冷战期间“恐怖平衡”局面的延续。

　　第二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今天的国际形势与冷战期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经济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程度深入的全球化，各主要经济体和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卷入到全球经济，形成互相依赖的局面。

　　冷战期间，美俄奉行“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经济上互相孤立，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今天，美欧中俄四大强权彼此之间的经济依赖度，已经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彼此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投资、劳工和金融借贷上也有密切关系。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说过，中美之间是“金融恐怖平衡”，可以确保在经济上互相摧毁。俄罗斯的轻工业不甚发达，但俄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储备和生产国之一，是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的最主要的供应来源，可以说是掐着欧洲的能源生命线。英国《金融时报》9月5日的一篇报道指出，欧洲目前3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而这种依赖局面在未来20年内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

　　第三方面的制约来自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体系。国际法在当今国际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政界甚至是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充其量是一系列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议，并没有必然的执行力，违反之后也无法加以制裁。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同等的效力确实是一种天真的态度，因为无可否认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来制定和执行国际法，而国内法则至少在理论上是由一个统一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来制定并由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国际法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现代国际法的存在已经有几百年，其基本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当今国际体系也是在一套国际法原则之下进行运作的。没有国际法，国际社会就会陷入“人人为敌”的丛林世界和原始社会，这是无人愿意看到的局面。

　　虽然各国基本依本国利益行事，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不会遵守国际法。比如在这次格-俄冲突中，双方都坚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谴责对方违反国际法搞种族清洗，并且已经将官司打到了国际法院。抛开别的不说，这种行为就表现了对国际法权威性的认可。

　　第四方面的制约，来自各方在防止各种重大传统和非传统威胁方面的进行协作的需要，主要包括防止全球变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等。这些事项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缺乏任何大国的合作都无法解决。

　　就反恐而言，这在美国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战略任务，美国不可能为任何国家的利益使本国暴露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在几乎所有主权国家的高度支持下，美国至今仍未搞定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撤回对美国的在全球范围内反恐行动的支持，美国将如何应付来自大范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

　　综上，在列强并立并且可以确保相互摧毁或造成重大伤害的局面下，加上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相依赖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大国之间会竭力避免进行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冲突。鉴于此，虽然格俄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绝不会导致美俄之间直接冲突，甚至连冷战的局面都不可能再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格局反倒有利于某些大国在“利益关心不对称”的情况下，以实力和意志实现自己的核心利益。所谓的利益关心不对称局面，是指某个利益只对某个国家而言是核心利益，对其他国家来说，属于锦上添花，利益之失去也不会威胁根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当一国为捍卫本国核心利益时，有着更坚强的冒险意志，可能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至少不会害怕冲突规模升级，甚至愿意为此面对全面战争。而其他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大国则不具备同等的冒险意志，认为不值得为此类事情伤筋动骨。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大师基辛格在其发表于1957年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对美国面临的这种战略困境做过精辟论述：

　　“在政治家需要作出的决定中，最困难的一个就是是否发动全面战争；除了威胁国家生存的直接进攻之外，一切压力都将使它踌躇不决。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由于战争的代价和争论中的目的不相称，他便不敢贸然行动……”

　　这个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今年8月格俄之间的5日战争之中及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反应。格鲁吉亚事关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俄罗斯根本承担不起格国“失陷”于北约的代价，因此俄罗斯会果断借助萨卡什维利一时的失策出动大军入侵他国，不惜承担骂名裂人国土，但是有效地捍卫了本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而对美国来说，虽然利用格鲁吉亚来包围和遏制俄国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但遏制俄罗斯也并非缺少格鲁吉亚就不行，还有其他的替代手段，因此为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刀兵相见导致重大伤亡则绝对不值得做。

　　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台湾问题。台湾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为了反对分裂将“不惜一切代价”。相较之下，美国对台湾则绝对没有这样的冒险意志，这实际上使得美国在此问题上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而某些台独分子对美国干涉的期望也肯定是梦想多于现实的成分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