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洪灾政治”

　　洪灾是可以防御的,减灾也是能够做到的。但前提是要构建一个理性的预防与应对灾害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能够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能够在灾害面前表现出强大的权威和战斗力。

　　近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正在经受洪水的肆虐。河流决口,山体滑坡,很多村庄被淹没,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和交通设施被摧毁,有的人生命被无情地夺走,加上受灾群众缺乏必要的饮用水和食物,很多人身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据有关机构和人士估计,这次洪灾的严重性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1998年的特大洪灾。

　　每次在灾害面前,很多人都在积极行动,也在进行认真思考。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行动和思考。比如,为应对灾害和危机,执政党和政府如何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如何以其为核心来协调多方行动。然而,也存在着一种泛政治化的思考,它取代了理性而积极的政治行动。在抗洪救灾的同时,我们不能不对这种泛政治化思考进行“再思考”。

　　6月21日晚,央视“24小时”栏目报道江西抚河汛情,主持人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询问汛情。主持人先是询问决口的位置和面积,平其俊介绍了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被主持人不客气地打断了,说我只关心汛情,要求这名抗洪前线的负责人告诉大家决口有多大,下游的群众会不会受到威胁,如果会的话,目前有没有得到安全转移。面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这名负责人又开始一长串地介绍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水利厅厅长的“重要指示”,始终没有给公众一个确切的回答。

　　舆论对防总官员的这种态度大加挞伐。其实,江西防总负责人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中下层官员只有传达领导指示,他们在政治上才是安全的。只是,他们这种泛政治化的行动,并不一定能换取民众生命和财产上的安全。这就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洪灾政治?

　　首先,我们需要有效的政策行动来防御洪灾,从而减少损失。迄今为止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难免遭受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不能制止,也无法消除,但可以通过有效的预防而得以减轻、减少。可是,我们几乎每次大旱之后的大涝,固然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相关,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态系统被破坏从而日渐脆弱的恶果。但是,多少年来水利的失修和政府投入不到位,难道不是洪灾不断肆虐的重要原因吗?江西防总官员强调抚河唱凯堤在历史上曾多次决口,正好说明了我们并没有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古人曾云:“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班固《白虎通·灾变》)《汉书·宣帝纪》又云:“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我们忘记了古人的告诫,忘记了自然系统强大的报复性,结果,在现代社会的易损性和人们反应的滞缓性面前,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1949年以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目前,我国平均每年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用于基本建设的年平均投资。

　　其次,理性的洪灾政治需要我们认识到灾害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属性,而非单纯的自然属性。在抗灾和灾后重建问题上,我们需要反思,人为灾害的严重性要远大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这是因为,历次自然灾害不仅会毁坏地方基础设施,夺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而且更严重的是,灾害还会严重地引起社会功能的失调。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及其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是降低和减少自然灾害损失的关键。但是,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却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有关政府部门的麻痹思想和行动的迟缓性,意味着官员素质还远远不能满足以政府为中心的防灾减灾体制有效运行的需要。瑞士Sigma巨灾专刊(1996年7月)评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巨灾状况,其中的一个结论是:欠发达国家及地区只有增强经济实力,才能提高本地区抗灾保险水平。然而,在我们这里,目前缺乏的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如何让国家和政府在灾害预防、灾害干预、抗灾减灾、灾后重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问题。

　　洪灾是可以防御的,减灾也是能够做到的。但前提是要构建一个理性的预防与应对灾害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能够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能够在灾害面前表现出强大的权威和战斗力。(唐贤兴 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