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官员不应将社会理解为对立面

　　口本报评论员刘敏

　　广东省纪委近日证实，广东省盐务局原局长、广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志强受贿案涉及72人，其中盐业系统内部涉案37人，系国内盐业系统最大腐败案。据6月28日《南方日报》报道，沈志强在被“双规”后，写下了近1400字的《忏悔书》，悔恨自己的堕落。

　　落马官员写忏悔书近所多见，郑筱萸、文强等都写过类似文本。贪腐官员要接受法律制裁，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写忏悔书、悔罪书，这些书面文字是不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重要。在个人层面，官员的反思与忏悔涉及体制制度原因与否，是像沈志强一样归因于“道德观的失落”、“世界观出了问题”，还是像文强一样抱怨“组织多年不提拔”，也都不是问题。

　　但我们仍要明确的是，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吏治之清明从根本上依靠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而非寄望于权力拥有者自身的道德水准。

　　沈志强在忏悔书里描述了他逐渐堕落的过程，他认为转折点发生在从部队“转业地方后”。转业之前，沈志强写到，他的“注意力一直在事业的奋斗上，全心全意，很少分散精力”，因此“精神生活很健康”。而转业地方之后，他“面对社会上灯红酒绿的生活”，贪图享受、羡慕纸醉金迷的念头逐步滋生，“拒腐防变的警惕性逐渐丧失”，从此失去了清白人生。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样一些形容词，是沈志强对他所面对的社会的描述。从上述言辞中不难看出，沈志强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官员，本有着清白、纯洁和健康的人生，而社会在他眼里则是污浊不堪的，处处充满了邪恶与诱惑，不啻为一颗“糖衣炮弹”;他之所以“失足”，就是因为自己对社会“拒”与“防”不够彻底，对“糖衣炮弹”的侵蚀丧失了警惕。

　　也就是说，沈志强把自己与其负有一定治理之责的社会，想象成一种尖锐对立的关系，官员因而要与社会保持距离，时刻表现出拒绝、警惕、提防的态度，才不会被社会“拖下水”。事实上，其他落马官员的忏悔书里，对官员与社会之关系也有着相似的理解与表述。

　　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正确。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认识与官员怎么产生的有关。在官员任命制下，官员由上级任命，对上而不需要对社会负责，官员如何描述和形容社会，这种描述是否符合事实，社会认不认可以及如何评价官员的描述，对官位之谴谪、利益之得失都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如果官员由社会选举产生，官员不可能也不敢公开表达与社会的对立认识，即便不考虑选票这一决定性因素，倘若社会真如官员所描述的那般不堪，首当其冲的便是官员的失职，是官员自身而不是社会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沈志强固然表达了他个人对官员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而作为官员群体之一员，这又未尝不是官员群体及其所属组织体系的认识。官员与社会的对立话语，对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要予以改造、清理和纯化的对象，对内力求以纪律保持自身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是我们并不陌生的话语模式。

　　然而，这一话语模式及背后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否有转型的必要，目前也有公开的讨论。具体到官员与社会之关系，并非是所谓“出淤泥而不染”，官员不可能外在于社会，官员对社会状况负有治理之责，拒绝和对立的态度对改善治理、让社会在正常合理的制度下运行并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