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探路化解基层矛盾 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

　　重庆探路化解基层矛盾

　　基层综治工作往往看似有人抓、有人管，其实容易存在目标、分配、责任都是大锅饭的现象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时期，各类社会矛盾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显现出来，越往基层走，矛盾越多，问题也就越突出。如何采取有效手段，化解基层矛盾，成为从上到下致力解决的课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重庆市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重庆政法综治部门着力构建一体化大综治格局，把综治维稳的重心落在基层，收效显著。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问题在基层，就要把基层的问题解决好。把基层的问题都解决好了，矛盾都化解了，全市各个方面的情况就会出现一种比较健康的环境。”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2007年初，重庆市综治委就专门组织了十多个调研组，深入到基层，跑了很多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在调研当中我们发现，基层综治工作存在着目标、分配、责任都是大锅饭的现象，看似有人抓、有人管，其实往往是一种人浮于事、工作无人负责，任务也不具体的状况，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针对这种局面，我们拿出的办法就是一体化大综治。”

　　综治维稳触角深入基层

　　一体化大综治格局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乡镇(街道)建立以综治办为平台，依托司法所、信访接待室等办公场所，在不改变部门隶属关系和工作职能的前提下，由综治办统一协调，采取紧密协作和联调联动组织模式，整合综治、信访、公安、司法、安监、武装资源和力量实行“六位一体”。在村(社区)以党组织为平台，建立综治工作站，整合综治、信访、警务、调解、治保、安全监管、民兵资源和力量，实行“七位一体”。把承担社会管理、履行维稳职能多个部门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信访统一接待、矛盾纠纷联动调处、治安问题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据介绍，目前，重庆全市有1600个乡镇街道，10000多个村和社区都建起了综治办、综治站，以及六位一体、七位一体的工作平台，实行了齐抓共管、合成治理的一种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

　　刘光磊表示：“基层综治平台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把综治维稳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深入摸排各种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预防，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和各种问题都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几年来效果非常明显，矛盾纠纷化解率都在85%以上。”

　　重庆市武隆县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在这个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地区，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就没有良好的旅游秩序。安全稳定是这个县发展的基础所在。

　　本刊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位于该县仙女山镇的天生三桥景区和龙水峡地缝景区，由于历史原因与当地农民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配问题，群众从2008年5月开始为此上访。

　　“在景区建设之初，一家公司于1997年在景区核心区占用了三个村2670亩土地，其中耕地431亩、林地2239亩，以山林保护费的名义按照50元/亩的价格租用70年。并且只支付了一个村13000元的租赁费，其余并未付清。”武隆县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孔正波告诉记者，“随着武隆县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此后的征地标准达到了大约每亩万元，而此前的公司早已放弃开发离开武隆。三个村的村民看到这个情况，自然感到难以平衡。他们推举出了代表，到仙女山镇反映情况，要求按照征地补偿办法，对景区占用的所有土地、山林进行赔偿。”

　　“事情一出，我们的综治平台就开始运转了。一是由多个部门的同志组成专项工作小组，进驻天生三桥景区、地缝景区对景区占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以报告形式书面报告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领导，争取政策支持。二是与涉及农户进行沟通，引导其走合法的上访渠道。三是镇政府多次召开综治、信访、财政、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联席会、群众代表会，组织村社干部、群众代表、律师等多方人士，利用听证的办法，力求达成共识。”仙女山镇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倪安生告诉记者。

　　最终，涉及农户与新的旅游公司在今年5月达成协议，以耕地每年每亩350元，林地每年每亩80元的价格，采用土地、林地限期流转方式进行租用。协议五年一签，由县农业局、县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并进行司法公证，有效化解了一件群体性上访事件。

　　孔正波说，综治平台已经实现了全覆盖，群众可以到村委会，也可以到乡镇街道，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为其解决问题。武隆县仙女开发新区近三年来已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029起，调处率为100%、化解率为100%，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1200余起，实现了到县、赴市、进京“零上访”目标。

　　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

　　刘光磊介绍说，过去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治理，是单一的部门和单位单打独斗，现在变为综治成员单位的合成治理。这中间，基层综治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能够把工作抓得更实。

　　比如说近三年来组织了治安协勤队，社区巡逻队，还有护村队、护厂队、还有平安志愿者队伍，这些力量整合起来，同样是一体化大综治格局的有生力量。这些队伍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不可替代。通过这些工作，全市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得到不断的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达到了96.62%。

　　以九龙坡区为例，该区已经在村(社区)组建了177人的综治专职工作队伍，417人的流动人口专兼职协管员队伍，670人的专职社区巡逻队，700人的治安协勤队，5100人的守楼护院队等群防群治队伍和以机关干部、党团员、社区积极分子为主要力量的1000余人的志愿者(信息员)队伍。

　　“我当志愿者两年多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有50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分成两班，白天10人、晚上15人，在社区的重要路段巡逻。一方面防范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也收集治安隐患信息，还用喇叭喊话，比如说提醒居民关门关窗。我们抓住过偷盗电缆电线的，今年上半年还收集上报了5条治安信息。”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东路社区36岁的平安志愿者黄明琼告诉记者：“我现在在超市当营业员，工作不算很忙，时间上还能安排过来。我们都住在这个社区，为社区服务是应该的。”

　　此外，刘光磊介绍说，去年6月以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纪检、监察、经济等多条战线整体联动，依法打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铲除了一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优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社会管理试水基层自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社会管理仍存不少薄弱环节。反映到高层的信息显示，近年来一些城市治安乱点引发诸多问题，使加强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中央明确要求，针对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应下大力气尽快解决一些重点问题。能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本刊记者在重庆市了解到，重庆市依托基层组织和居民自主管理进行的有关社会管理创新尝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南岸区南湖社区成立于2001年11月，最初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下岗职工和“农转非”居民，住宅楼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建的。大门无人看守、清洁无人清扫、水电费无人收取……这是当时南湖社区不少老式居民楼状况的真实写照。

　　“以前我们这一片生活设施、环境卫生比较差，治安状况也混乱得很，打架、盗窃、杀人，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不仅是市公安局挂牌整治的重点，也是城管执法的难点。”70岁的南湖社区花园8村6栋居民谢培秀说：“要引进物业公司管理费用太高，居民肯定承受不了。我就想，我们居民能不能自己搞物业管理呢？我跑到社区居委会把这个想法一说，得到了大力支持，这个事情就搞起来了。”

　　2002年4月，居民自助式物业管理在花园8村6栋正式运转：居民每户出资100元修建了值班室；在社区内招聘4名失业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负责护院、保洁、绿化、代为租赁房屋等；居民每月缴纳物管费，主要用于物管人员的工资、化粪池和下水道的清掏疏浚、水费电费公摊收取等公共事务的支出。

　　南湖社区居委会进一步在居民大会上采取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热心公益的事业，乐于为群众服务的居民为代表，组成楼栋的物业管理业主代表，参与制订楼栋的居民公约，管理制度，尤其是楼栋的治安管理制度、租赁制度等。

　　作为花园8村6栋的楼栋长，谢培秀告诉记者：“我们楼栋搞起物业管理，好处明显。一是治安案件明显减少。以前偷盗、打架、赌博的事，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二是矛盾纠纷好化解。搞了自助式物业管理，邻里之间的交往多了、关系紧密了，也更和谐了。有点小纠纷可以随时口头化解，大矛盾也有楼栋长及时上报社区；三是有人为居民服务了。环境卫生，维修维护都有人管。空置的房子由物管代为租赁，也不会租给违法乱纪的人；四是还解决了社区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给一些下岗的、出狱的社区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6栋的进口在南坪的一个背街处，附近小卖部不多，于是在谢培秀的提议下，居民们又自建了一个小卖部，销售一些大家生活中需要的饮料、副食等。同时，这也是全楼的一个创收手段，小卖部的收益除了与物业管理员按比例分成外，其余的就用于楼层的公益性支出，包括物管人员的工资、公共事务的支出和年终对居民们的奖励。“现在，我们的物管费每个月只有18元，年底还要发100多元的油和米。”谢培秀说。

　　目前，南湖社区已有14栋楼房实施了这一管理模式，每个月的物管费最低的只有5元，最高的也不超过23元。

　　南岸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杜孝群说，依托自助式物管这一模式，实质上将矛盾纠纷的调解、楼栋治安防控、流动人口的管理、刑事解教人员的帮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社区建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探索。□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