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带病复出”考验官员起码的羞愧感

　　湖北石首原市委书记免职不到一年,即被任命为荆州市委副秘书长；石首市原公安局局长免职后被任命为荆州市开发区副主任。刚刚过去的周六和周日,在“社会冲突与公共安全机制建设·犯罪学高层论坛”上,一篇由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法院院长廖满堂提交的参会论文引起记者的注意。这篇论文称,石首事件主要问责官员钟鸣(石首原市委书记)与唐敦武(石首市原公安局局长),已在被问责不到一年内复出。尽管记者未能在过去一年的公开报道中查到两人“现在的职务”,但同在一地为官,廖满堂的话没理由空穴来风,这自然触动了民众敏感的神经。

　　问责制度近年逐渐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然而问责方兴未艾,复出却如影随形。不少官员不满一年悄然复出,公众往往从官员新上任的工作信息中,最后一个知情。因胶济铁路脱轨事故被免职的济南铁路局原局长陈功,复出后担任铁道部安全总监；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在“三鹿事件”后,辗转官复原级……一次次的问题官员复出不仅让问责成为虚晃一枪,更消弭着公众对相关法律制度的信心———刚刚建立起来的“问责制度”会否形同虚设?去年,全国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大轮训刚刚结束不久,在石首就遇到了一次实战考试,一名厨师的非正常死亡却引起了群众性事件。当地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所交出的答卷得分约等于零,因此,钟鸣、唐敦武因处置“6·17”事件不力被免职。民众之所以对问题官员的复出如此敏感,不在于到底官员可不可以复出,也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复出是否程序透明合法,更在于这些本该为公众受损利益负责的官员们,有没有顾及到民众伤口尚未愈合的疼痛感,又有没有具备起码的羞愧感。

　　问题官员起码的羞愧感,应该是不存在的。这点可以从举国所有被“引咎辞职”的问题官员中窥见一斑,显然靠自律是不切实际的。刚刚通过修正的《行政监察法》曾在首次审议稿中试图给官员复出一条正当的道路,以回应愈来愈多的质疑声。然而,增加的“行政处分解除程序”这一技术性条款,不过是与《公务员法》相衔接,却被舆论解读成为“官员复出”服务,本无关痛痒的条款引起民意强烈反弹,最终,修正案中并未接纳该条文。这足以说明,如果决意适用他律来规制官员“带病复出”,也只能使用比以前更为严格、苛刻的条件和程序来约束官员肆意东山再起的行径,而非打一把揉一下,搓搓打打关起门又是一家人,或者没有立场地敷衍民众,视民众受伤情绪于无物。

　　对于石首事件有人这样评价,一个很简单的自杀案最后导致不得不动用成千上万的武警到现场处置,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积淀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暴露。对于周而复始的问题官员复出,结论何尝又不是如此?如果总是轻视民意,放任问题官员换身行头又粉墨登场,很可能迎来积淀矛盾的暴发。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