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6万打工者由于村庄拆迁面临迁徙(图)(2)

　　“他们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投入精力寻找新园址

　　由于有基金会支持，马小朵的儿童中心原本在筹备第一个“分部”，在附近的田村，“预计能覆盖3万打工人群。”她说，田村的情形，和雍王府村简直一模一样：私立幼儿园人满为患，班级就像私搭乱盖的住房一样膨胀，1个班能达70-80人。

　　但现在，马小朵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寻找新园址上。

　　“现在的城乡接合部很难找到合适的大房子，而且很多地方都要拆了。”她说。为了找房，她跑遍了西平庄、法海寺、麻峪。很多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家长过来找她，说你到我们这里办学吧。但是，她始终没有找到适合办园的房子。

　　不过她还是很乐观。

　　“我就跟着他们走，他们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因为他们需要我。”马小朵说。

　　“再拆了，孩子就没处托管”

　　频繁迁徙影响孩子心灵

　　有的打工家长已搬离了雍王府村，但仍将孩子送到马小朵的幼儿园里，因为当地没有合适的托幼机构。

　　4岁的魏新是四川人。她的父亲魏应远在北京做装修工作，住在雍王府村6年。6月份，魏应远听说村庄拆迁的消息后，就举家迁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可是，那边的幼儿园价格贵，每月要800多元。“孩子也不适应陌生环境，不肯上新幼儿园。”魏应远只好重新将女儿送回马小朵的幼儿园里，每天接送孩子一个来回，骑自行车二十多公里。

　　“这个幼儿园再拆了，孩子就没处托管了。”魏应远很发愁。据马小朵说，许多打工家长都很怕他们忽然搬走，有的母亲甚至急得生了病。

　　对于频繁迁徙可能给孩子们心灵造成的影响。马小朵也感到担忧。

　　根据马小朵的经验，孩子新到一个陌生环境会表现得“孤单、恐惧”，特别是在其他孩子已经熟识、打成一片的情况下。

　　她说，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老师人手紧、又没有受过培训的情形，很多老师无暇顾及新生的心理状况，“就把孩子放在一边哭。”这种情况下，孩子的不安全感会延续很久。

　　本报记者 温薷 张伟峰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渴望在一个地方踏实下来

　　- 故事

　　1993年来北京，程乾欣没离开过雍王府村。他和42岁的妻子王春莲，是这个100来户“城中村”资格最老的外地人。

　　人物：程乾欣(46岁)、王春莲(42岁) 籍贯：河南信阳 职业：收废品

　　程乾欣不知道哪一件废品，将为他17年来、在这个村庄里的拾废生活画上句号；而哪一件，则可能会成为他来京打工生涯的终点。

　　1993年来北京，程乾欣没离开过雍王府村。他和42岁的妻子王春莲，是这个100来户“城中村”资格最老的外地人。

　　夫妇俩的老家在河南信阳关山县，原先在山西打工。儿子出生半年时，程乾欣决定跟着在北京卖菜的妹妹、妹夫来京打拼。他们带着儿子来到北京，将3岁的女儿留在老家。

　　讲信用赢生意

　　“新到一个地方，活不好干。”王春莲记得，她在北京打的头一份工是“穿糖葫芦”，20天挣了200块钱。丈夫程乾欣头一回收废品，收来的一大袋子铁皮里掺了不少假，结果200块钱一下子全赔光了。

　　当年两口子只花了60元，便在村里租到一间十多平米的堂屋。没想到刚安顿下来，房东要娶媳妇，只得再择他处。

　　辗转两次后，1998年他们租到了一间10平米的小屋，两张床一搭，加上柜子、桌子，屋中央的小空间刚能伸开腿脚。无论外边太阳多晃眼，屋里总是黄昏般的光线。这间小屋里，夫妻俩一住12年。

　　久了，渐渐摸到收废品的门道。他们和村里很多人互留了电话。有生意时，村里人会打电话叫他们。“呆熟了，就知道谁家有东西。”

　　“他们价格公道，讲信用。”王振山、郝玉花说，不少村民家里有废品都攒着，不卖给其他人，就等着他们两口子来收。

　　老家盖起新房

　　靠着在村里收废品，夫妻俩1996年在老家盖起了新房，二层的小楼，3万多元。

　　儿女的教育是他们忧心的一个问题。儿子在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太和小学上了5年学后，发现和老家的教育进度不一样。“这边学的简单，回去考学压根跟不上。”小学毕业后，夫妻俩只得又将儿子送回老家。

　　两个孩子中，时常被村里人念叨的，是每年暑假到村里住的女孩儿程燕———收废品的两口子，竟然培养出了大学生。

　　今年，程燕刚考上大学，这个发育单薄的女孩，对于首都北京并没有向往。

　　程燕眼里的北京，是一间闷热的散发淡淡霉味的小屋，和爸爸妈妈挤在一起。屋里屋外几乎一样潮湿。村里下场雨便淤泥满地，鞋子经常被泡坏。爸妈每天很早便起床干活，走村串巷拉来几车废品。“以后我不愿意来北京。”程燕说。

　　废品生意红火

　　今年4月，程乾欣和王春莲在村里看到了拆迁告示。面对拆迁，夫妻俩忧喜参半。

　　进入7月，搬迁的村民日益增多。由于回迁房大概需要2年半时间才能建成，需租房周转的不少村民都在丢弃家具。程乾欣算下来，每天可收到2吨废品，而平时只有几百斤。他的日收入也从不到100元，涨到数百元。

　　许多村民用的木头柜子已破旧不堪了。“卖也卖不了几个钱。”程乾欣说，上门收废品时有老人拉着他，说我这家具用了几十年了，不舍得扔啊。

　　废品生意太红火了，夫妻俩忙得顾不上找新房。不过，程乾欣明白———村里最后一件废品收完，他们所在的10平米小屋也将被夷平。“这都是一时的，等他们都走了，我们不也得走吗！”

　　面临重新立业

　　王春莲的姐姐已找好新房。模式口附近的平房，每月500多元。对于这个比目前房租高出1倍半的价格，王春莲想了想说“可以接受”。

　　这些天，每每想到要搬走，王春莲就感到紧张、害怕。比起17年前，脸上已生出皱纹的她如今更渴望能在一个地方踏实下来。

　　而程乾欣担心的则是更远的事情。城乡接合部不断拆迁，平房越来越少了。继续在北京，意味着不断搬来搬去。收废品这行当就图个熟悉，新到一个地方，生生分分的，活儿怎么干呢？

　　外地人市民可趋同管理

　　观点

　　市政协委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村庄拆迁，政府主要解决的是拆迁户的问题，对于因拆迁而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全市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全国也没有。

　　陆杰华称，流动人口流动性很强，村庄拆迁后，流动人口应加强自身的适应性和角色转换，如在北京生活压力大，也无更好的就业途径，现在许多农村发展不错，回家就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陆杰华介绍，村庄拆迁后，受牵连的流动人口在住宿和就业问题上如不能及时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那么，政府在解决拆迁户问题的同时，也应考虑流动人员的问题。政府可通过培训，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他去年在石景山调研时了解到，去年该区两个街道采取新居民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流动人口，就是一种积极的方式，体现政府由管理到服务的管理理念。

　　陆杰华介绍，他和许多市政协委员多次提出，对于那些居住一定年限，并依法纳税的外地人采取居住证管理，让政府对外地人和市民的管理和服务逐渐趋同，是个好的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