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警惕误判与偏执冲击中美关系大局(2)

　　合作比遏制好

　　沈大伟：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如何运用其新力量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及全球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警觉。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作为一个“尊重现状”的大国而崛起的，希望继续如此。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期望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人”，而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道，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问题。美国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

　　赵可金：中国崛起对美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虽然未必会成为美国的盟国，但在全球事务治理上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美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时，中美在发展阶段上存在落差，经济结构、要素优势和资源禀赋等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就挑战而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基础都决定了中国崛起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也不会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崛起无疑让美国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此外，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必定会冲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号召力，不排除有更多的国家开始追随中国的经验，而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这一切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李侃如：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这也有赖于双方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还是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中国可能对此不同意。

　　我本人曾长期参与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策的制定，一直在推动如何帮助中国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好处，是美国的机遇。中国的繁荣对全球也有好处。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等方面进行国际安全合作，这也是有益的。

　　袁鹏：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机遇有三：一是水涨船高。由于中国崛起，使得全球化被赋予全新内涵，使得全球资金、市场、人才、资源流动更加均衡，也因此带动美国经济、金融、市场更有活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

　　二是同舟共济。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中国更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合作应对从反恐到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和地区难题，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攸关方，为共同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

　　三是和谐共处。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世界发展多样化更加现实，有助于美国更加开放地面对现实，从而为美国最终放弃霸权心态、塑造大国合作的“多伙伴世界”提供基础。

　　当然，中国崛起也必然给美国带来客观上和心理上的挑战：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10亿级”规模的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形成经济上的挑战；其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的压力，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是主观臆想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正视这些挑战，然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去一个个化解这些挑战，并在化解过程中塑造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

　　杨洁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全球战略为美国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性进程提供了机遇，美国不仅有可能免蹈历史上烜赫一时的全球性强国的覆辙，还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为多极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规划国际新体系和新秩序、形成与时俱进的新价值观等。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积极全面合作关系也将为美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推进政治社会改革、改善同新兴大国群体和亚太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

　　最大的挑战则是美国必须放弃你赢我输的守成和新兴大国零和关系理论，改变对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努力进行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积极姿态发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伟：今后的挑战仍将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汇率变化问题上。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对待伊朗、朝鲜、苏丹和缅甸国家关系上是否愿意和能够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以及中国在表述和维护其不断变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赵可金：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合作将会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

　　经济上的合作将会继续向纵深发展。

　　战略上的竞争也会呈现频繁探底的特征。美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必定会改变在危机期间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态度上更加强硬，不遗余力地在众多问题上主动挑起摩擦，通过对中国施压而图谋更大的收益。同时，此种施压具有战略侦察的目的，在不断挑战中国战略底线的基础上，及时把握中国战略意图的变化，以作为对华战略调整的依据。

　　中美关系的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走向制度化将是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李侃如：美中双方有着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如清洁能源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美中在这些领域应该最大限度地寻求双赢。此外，美中两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也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经济合作领域，美中两国互补性很强。

　　历史早已表明，美中分歧加剧，两国关系势必恶化，而共识的增加则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好。

　　夏伟：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强国的崛起都对现有的外交秩序带来困难，有时还形成伤害。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向世界保证，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非常现实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大体上可为美国所接受。

　　但是，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政府有时难以将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强加给国会议员和老百姓。美国国会议员和老百姓对中国崛起持有相反的看法，前者因为传统的反共心态，后者担心工作岗位的丢失。他们的忧虑又因最近金融危机而有所加剧。金融危机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事情正越来越失去控制。

　　加藤千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对美国来说既是合作者，也是对立者，中美关系机会和挑战并存。有人指出，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处于“相互确保摧毁(MAD)”状态。MAD是美苏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理论。中国和日本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担心美国国债贬值。但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能抛售。由于不希望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协调应对成为第一选择。

　　杨洁勉：中美合作从双边和地区层面以及某些领域问题上升到全球制度性层面和主要全球性问题，扩大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但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战略合作的需要和难度同时大为增加。双方对全球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协调认识和意愿将继续增强，但把共同的挑战转化为共同的利益及行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双方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的战略防范也在逐步增多，防范的问题从固有的台湾问题扩大到太空新疆界，防范的区域从台海扩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防范的举措从应变预案发展到实际准备。

　　在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条件下，中美合作的相对平等性将明显增加。

　　为此，双方将重新调整和界定各自和相互的妥协度、接受度和容忍度等，并逐步形成新的互动规范和规则。

　　袁鹏：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重塑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历史重任。中美两国不合作，新的秩序的重构将难以实现。因此，中美合作首先必须学会“抓大控小”。即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中美必须善于控制双边关系的各种矛盾摩擦，而将合作重点放在共同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秩序上。

　　随着后危机时代美国将战略关注转向国内实力基础的再造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塑，以往支撑中美合作的外在动力相应减弱。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须是挖掘内在合作空间，真正使中美关系由外力推动型转向内生型，这是中美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