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养老现状不乐观：地需"归位" 人需"扫盲"

　　地需“归位”，人需“扫盲”

　　方嘉珂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一说支持养老事业，就是多给钱、多盖房子、多加床位，至于床上住没住人或者住什么人，则很少过问。

　　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健康老人。并且这100多位老人，拒绝任何一个失能失智老人住进来。这就“把养老院硬生生变成了旅馆”，外面一群“老无所依”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里面一群人“老有所乐”，方嘉珂对此非常不解。

　　他更不解的是，走了全国不少地方，像这样老人住在里面“吹拉弹唱”的养老院，并非个案。杨团在调研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公办的养老院，条件好，但不愿意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她的知识体系里，这样的养老院更像是活动中心，而非护理中心，也不包含在她所理解的那个“养老”概念里。

　　在杨团这里，“养老”包括钱和服务两个层面。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只要不生病，钱就不再是问题。

　　而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本养老服务。国际上，这种服务被通称为“长期照护”，是欧美国家养老体系的重心所在，主要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但在国内，“不是不到位，是根本连词儿都没有”。杨团介绍说，在不少养老院，老人一到不能自理就被轰回家。尤其是一些郊区和农村的养老机构，宁愿让床位空着，也不让失能失智的老人住。

　　“这不能完全怪养老院，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就没法收不能自理的老人。”她认为，目前所谓的护理服务，做的其实是保姆服务，上门做饭、洗衣服等，真正的护理服务完全谈不上。

　　方嘉珂断言，“任何开旅馆的都能干这个(指办养老院)”，国内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还处于扫盲阶段。

　　他曾在北京对照护人员进行过免费培训。一次培训课前，他向课堂上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了解情况，对方告诉他，自己此前一直在北京捡垃圾，后来垃圾不好捡了，才到养老院做护理，如今被院里送过来培训。

　　这让方嘉珂哭笑不得。在他眼里，护理是件很专业的事情。1992年，他到奥地利行医时，先后到当地和德国的养老院参观。他发现德国规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与老人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作为一名医生，他在这里可以行医，但根本没机会到养老院工作。

　　中国有关部门在2002年曾颁发《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原本计划在3~5年实现持证上岗。如今8年过去了，阎青春表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正在逼近的风险

　　专业服务的缺失，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为，“老革命、老干部、老专家”这“三老”不会为养老犯难。后来深入了解后，他才发现，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他们不差钱，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压”着床位。

　　“如果养老服务能跟上，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高端医疗设施的浪费。”方嘉珂说。杨团则把话说得更直白：“不管高干低干，老了全都一个样，该瘫痪就瘫痪，该痴呆就痴呆。”在她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长期照护服务”，而不是收入问题，因为“收入再高，没照护也是死路一条”。

　　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状况更不容乐观。几年前，杨团曾到天津的农村调研。在那里，她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瘦骨嶙峋，天挺冷，但老人光着身子面壁躺着，身上盖一床大棉被，破碗里装着半碗剩饭，放着半碗水，“跟喂狗似的，没有人照看”。

　　有人指责老人的五六个儿女不孝，方嘉珂不这么认为。他知道“百善孝为先”，但他也知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用专业的话说，这叫“照料疲劳”。

　　“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照护服务。”方嘉珂解释道。

　　杨团则总结说：“目前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虐待老人。家庭赡养实在不行，一定要走向社会赡养。”

　　这几年来，方嘉珂不断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提“长期照护”的概念。他认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会失能失智，无论这个时间是长是短，都需要让老人最后的这段人生，活得有尊严。

　　这也是赵良羚所持的观点。或许是对养老的期待较高，她说，目前还没有自己看得上的养老院。不过，让她觉得安慰的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此外，我国也正在考虑推出护理保险。

　　德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多年的经验表明，护理保险可以有效分担家庭的风险。杨团认为，直面这种风险，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辈们已步入晚年，这就意味着，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无力承担。

　　一组不可忽视的数字是，中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今后还会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增加。而人越老，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就越高。

　　“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全推给个人。”杨团强调说，“否则，目前还能撑着，再过20年就根本没办法了。” 本报记者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