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舟曲 重建心灵家园的路有多远？

　　“8月27日下午，心理援助舟曲工作站接待了第一个来访者。这位来访者是一名藏族16岁的初二学生，家距舟曲县30公里，来访者徒步行走7小时来到工作点进行咨询，他本人一直就读于舟曲县独立中学，这次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大伯一家7口全部遇难，而站在独立中学的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他大伯家被冲毁的房子，每当放学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痛苦和难受，所以，来访者一直要求转入离家较近的一所初中就读，再也不想看到大伯家的旧址。来访者由吴坎坎接待，通过共情和正常化技术处理之后，他已经能够正确的对待大伯家遇难的事情，并最终表示愿意再回独立中学一趟，其父亲也同意他转学的想法。”

　　这是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舟曲工作站的一篇工作日记。

　　离甘肃省舟曲县特大泥石流地质灾害发生已一月有余，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展开。同样，一个月的应急心理救援期即将结束，心理重建工作将启动。

　　从汶川大地震，到玉树地震，再到舟曲的特大泥石流地质灾害，近两年，突发灾害一次次刺痛人们的心灵。伤疤凝固了伤痛，也换来经验。这一次，我们是否更有信心治愈那些受伤的心灵？

　　多方联动形成援助网

　　“得知舟曲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同心援助同盟征集甘肃本地愿意前往舟曲的志愿者。”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同心援助联盟执行人王文海说。同心援助联盟是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在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全国联动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性的心理援助队伍，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就近调动。

　　灾难发生当日，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带领甘肃各大医院的精神科、心理科医生立刻赶到现场。与此同时，兰州的咨询师们也在中科院心理所的指导下由王文海、席尚信组织了甘肃心理援助联队作为预备队。“在甘肃省卫生厅对受灾情况整体评估的基础上，我们针对泥石流灾害的特征，连夜组织编写了洪灾后心理援助的相关资料。”王文海说。

　　在救灾的第一阶段，心理援助和物资发放、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同步进行。中科院心理所与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一起入户发放帐篷等救灾物资。“这个过程让我们和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摸清他们的心理状况，才能采取相应措施。”王文海说：“目前，我们正在通过当地团委做枢纽人群(如干部、公务员、教师等)的培训，培养当地心理援助队伍。”

　　同时，以甘肃省心理咨询师学会为主，来自甘肃省各医院心理工作者组成的省卫生厅心理援助队也成为卫生防疫领导小组下设的8个工作组之一。

　　“总体来说，此次舟曲心理干预形成了一个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指导，甘肃省卫生、医疗方面支持，咨询师自觉行动与当地部门和工作者联合的行动网络。”王文海说。

　　心理重建被纳入灾后重建体系

　　相关研究表明，灾后一个月被称为受灾群众的心理“蜜月期”。在这期间，许多人会感觉精力充沛，而这种精神状态支撑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抢险工作。这段时期过后，当工作和生活节奏趋缓，受灾群众进入3—6个月的心理“幻灭期”，这是心理重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近期救援部队的撤出，让灾区群众感到‘心里空’。持续的下雨，舟曲县城受灾现象不停的冲击，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心理的极大波动。现在是心理援助介入的重要时期。”王文海说。这意味着心理重建这项漫长的工程才刚刚开始。

　　8月25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同心援助联盟、中国本土心理联盟、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甘肃心理援助联队联合成立“中科院心理所舟曲心理工作站”。

　　第二天，为了统筹安排舟曲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提议并主持召开了舟曲心理援助协调会议。会议最终形成了甘肃省卫生厅心理援助队牵头，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舟曲心理援助工作站、甘肃心理咨询师学会、甘肃省妇联等7家组织和单位共计31人组成的心理援助团队，在统一规划下分区、分片地开展舟曲心理援助工作。“心理所舟曲心理援助工作站正式进入政府心理援助工作体系，并将根据受灾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灾区政府的安排开展科学系统持续的服务。”王文海说。

　　根据统一安排，中科院心理所舟曲心理援助工作站负责沙川新村安置点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并根据学校的需要分派对一个年级的学生作心理辅导。同时，甘肃省卫生厅心理援助队将通知安置点的医疗站配合工作站的心理援助工作，将派医务人员跟随开展心理援助工作。此外，省卫生厅也组织了42名通过资质认定的队员，到各学校、医疗点和受灾群众安置点提供心理重建服务。

　　甘肃省卫生厅心理援助队成员、甘肃省第二医院副院长王世文表示，他们正在帮助当地培养一支心理救援队伍，“这支队伍掌握一定的技能后，他们就能在当地持续地把心理干预做下去。”

　　期待国家层面建立心理援助体系

　　“总体说来，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心理援助工作越来越有序。”原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说。

　　汶川地震初期，不少热心志愿者涌入受灾地区，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好心办了坏事”，并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给受灾群众带去心理安慰。一时间，中国心理援助体系备受外界关注。尽管在一些科研单位的建议下，心理援助被纳入国务院抗震救灾的整体部署中，但由于缺少主体部门，经费却得不到落实。

　　到目前为止，中科院心理所在绵阳、绵竹、什邡、德阳建立了7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加上北师大、西南大学以及当地组织的工作站，一共也不超过20个。这与当初中科院制定的1年、5年和20年计划相去甚远。按照原计划，他们期望1年结束时建立的心理援助工作站能达到100个。

　　工作站的人员主要是当地的心理学工作人员和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生以及全国各地的热心志愿者。即使每个站按每月3万元的最低运行费用来算，也是笔不小的开支。目前这些经费只能靠社会募捐。

　　“在玉树地震中，心理援助由省委宣传部和社科联牵头。在组织方式上，以地方为主，中科院心理所在玉树及西宁各建一个心理援助站，互相配合，这比汶川震后的心理援助工作有了进步。”张侃说，“但这只是个案，心理援助还是没有纳入国家救灾体系，还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

　　中科院心理所正尝试通过中国心理学会这一平台，建立全国联动心理志愿者网络，以备突发事件的应急心理干预之需，但这一工作还未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

　　面对诸多问题，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博士仍非常乐观。他说：“灾后危机干预工作服务性非常强，牵涉面非常广，影响非常深远。汶川地震后，心理学界大规模参与了这项工作，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相信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工作，真的建立了灾后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的全国性的志愿者培训、动员、组织和工作体系，总结出了灾后危机干预的工作模式和规律，一定能够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本报记者　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