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质疑是提升慈善公信力的必要历练

　　乾羽先生在《陈光标裸捐应获得掌声而不是质疑》一文中引述了陈光标的处境：在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诺裸捐，却承受了一些人的质疑和谩骂；第一个每年拿出企业净利润的50%做慈善，却被解读成“伪善”。文章据此认为，现在的慈善舆论也确需有人能竖起标杆——在社会道德不断滑坡，慈善事业亟待提高时，我们需要的不是低调的慈善家，而是高调的慈善人。他们的高调可以让人看到慈善的理念并未远离，他们的高调可以让趋冷的慈善舆论有所改观，然后传导至普通人的心中。(9月24日《羊城晚报》)

　　笔者倒是觉得，真正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舆论标杆的树立，不是臣服于指示与导向需要，而应取决于不受干扰的自我判断。这种判断既是一种浮光掠影的外表感观审视，更是一种将社会种种疑问抛之于世的质疑。如果无视或者藏起这些质疑或异见，人为刻意树立所谓的舆论标杆，又怎能期望广大公众放弃疑问而自觉效行？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慈善大亨卡内基，还是当今世界首善的盖茨，自涉足慈善事业以来，质疑总是如影随形。如卡内基图书馆遍布世界各地，但也曾有记者质疑图书馆里没有多少读者。而自从声称要捐光家业，盖茨面对的质疑就从未停顿。德国船运巨头彼得·克雷默就公开质疑美国富豪们的动机，认为富豪捐身家承诺等于将应该缴税的钱捐出去。持有同样疑问的还有《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他认为这些举动看似慈善，实则难避逃税之嫌。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艾森伯格最近也曾发表论文质疑，巴菲特、盖茨的慈善誓言可能实际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情况，而不是帮助穷人。他说，原因在于这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倾向于帮助那些已享有特权的领域……可以讲，一个伟大慈善家的形成过程，本身就与质疑相伴，只不过，他们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种种质疑。

　　较之于美国，我国慈善机制与体系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民政部前司长王振耀就曾列举这样一组数据：美国现在的慈善组织上百万个，美国慈善基金会近10万个，2008年美国总共捐款30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相比之下，我国的基金会还不到2000个，2009年全国捐款仅509亿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7%。王振耀同时认为，受制于“财不外露”的传统习惯以及慈善机制短板，国内企业家“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9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环境与机制缺陷的现实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反映到社会层面便是慈善业缺乏应有的公信力，所以才会导致公众疑问重重。

　　中国式慈善文化的建立，必然直面并突破传统僵化的慈善思维。而突破传统思维遭到质疑本就理所当然，比如改革开放。这也就是讲，质疑本就是提升慈善公信力的必要历练。从慈善体系的发展来看，像陈光标这样先富群体的率先发力无疑值得尊重，但他们的举动同时意味着新的慈善体系形象的确立。舆论质疑是个好东西，本身是对慈善理念的刮骨疗伤，对慈善体系的有力监督，有助于慈善体系的透明化、公平化，提升慈善体系的公信力。一言以蔽之，以更多实际行动经受质疑考验，这是陈光标们树立中国式慈善文化的必修课。(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