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没有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无益于“官商游戏”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痛批当前城市规划多且滥。报告称,目前的城市规划,多数是国家政策要求必须编制的,鲜有地方政府自觉自愿开展的；即使自愿开展规划,多数也是利益博弈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事实上,长官意志、投资商意愿往往牵着规划的鼻子走,随意性渗透到规划编制过程中(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一出手就是几十亿,旧领导走了新领导又出新的宏伟城市规划,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一方面,一些地方往往是在缺乏准确全面信息、没有经过专家咨询和论证的情况下,由领导者个人拍板或者通过所谓的办公会议敲定,主观随意性大,屡屡出现主观决策、草率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的情况。另一方面,决策过程的民众参与程度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时,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领导者说了算。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曾说,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这与“中国城市规划受制于官商意愿”的判断不谋而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宋迎昌表示,城市规划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土地财政和权钱交易等利益驱动,规划控制指标往往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本应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城市规划,已经变脸为“官商规划”。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忧虑。

　　城市规划变脸“官商规划”与政府和官员自身利益的过于张扬,造成的城市普通公众发言权空间狭小乃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有着密切的关联。城市建设涉及到开发商、市民和政府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调整,是牵涉到多方互动的复杂过程,需要兼顾市民、开发商和政府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多方参与的制度安排。城市规划既不能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诉求,也不能一味地偏袒开发商,应在多元利益需求中寻求均衡,共同发展。

　　不少城市的公众往往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不完全信息,公众的表达渠道、监督能力都相当有限,公众的一些重要观点、建议也无法得到真正表达的机会。公众参与表现为被动参与和末端参与,其参与效果几乎取决于掌握公共管理权力的主政者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公众的实质参与权因种种原因而失去了。这就造成了城市规划变脸“官商规划”的恶果。

　　种种现象,不难证明公众在城市规划中主体地位的缺席。从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经验来看,现代城市管理过程固然离不开行政机关,但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则城市治理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城市规划可以体现领导者的意志,但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城市领导者的变化而不断反复修改,不能成为某些领导捞政绩树形象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官商合谋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一句话,公众参与被抽空是城市规划变脸“官商规划”的根源所在,而要改变“当前城市规划多且滥”的积弊,惟有尊重公众参与的权利才能达到目的。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