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见领导才解决问题是更大的问题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不管是哪一级行政司法机构，执行的都是同样的法律法规，像劳动纠纷之类普遍性问题，在基层行政司法机构得不到解决，而在高一级的行政司法机构却有希望解决，这只能证明一些基层行政司法机构的低效甚至无效———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近日，广州市举行领导公开接访活动，广州市四套班子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率21个市直属部门负责人接受群众信访。有市民通宵排队，在会场外打地铺候场，准备向领导们反映问题。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看，这些连夜排队等着见领导的市民准备反映的问题，大多是房产证“难产”、社保、劳动纠纷、拆迁补偿等问题。按说这都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却非得见高层领导才有希望解决，这不仅仅是信访户，也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领导接访便很难有终结的那一天。

　　从广州接访的情况看，把上访群众推到上级机关和高层领导面前的，其实是一些下级机关和基层领导，正是他们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堵塞了上访群众在基层获得权利救济的通道，结果只能逼得群众往上走。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不管是哪一级行政司法机构，执行的都是同样的法律法规，像劳动纠纷之类普遍性问题，在基层行政司法机构得不到解决，而在高一级的行政司法机构却有希望解决，这只能证明一些基层行政司法机构的低效甚至无效———这样的机构，在上访群众的眼里，只是一个个僵硬的官僚机构而已。

　　从这个角度说，大接访固然是回应民众权利期待的高效率的方式，但肯定不能成为长久的制度化方式，相对于现场为上访群众排忧解难，运用政治智慧激活基层那些僵硬的官僚机构，让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以最便捷的方式解决难题，让社会矛盾随时随地得到化解，这应该成为更长远的谋划。一个个上访群众的背后，有多少民众的权利诉求被无理压制，有多少权力意志表演着极端冷漠、傲慢和自私，事实证明，对一些基层行政司法机构来说，除了系统内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更广泛的社会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等外在的压力，更能把它们激活。当然，这可能更难。

　　领导接访，毕竟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应该追问的是，那些把群众推到高层领导面前的基层官员，到底应不应该为此负一点责任，哪怕是一点道义责任?我们以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行政成本支撑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却不能有效化解和满足基层群众面临的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小诉求，且不论那些建设服务型政府之类的大道理，从道义和良知上恐怕都说不过去。如果一些基层官员对此心安理得，那只说明，一些地方现有的行政和司法资源，已不能满足基层民众急切的权利期待。如果是这样，那么接访本身，便只是对更多上访群众的精神安慰而已，因为能见到高层领导的上访群众太少了。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早已写进规格极高的政治文本，但这些权利的保障，在一些地方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梗阻。其实，任何抽象权利的落实，都有赖于切实的制度建设才行。而这，比接访更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胆略和勇气，这也正是转型社会必须回应的民众期待。

　　广州大接访的火爆场面被当地媒体描述，这种开放的态度比接访本身更能赢得人们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