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五中全会锁定两大文化目标

　　不从群众需要出发，文化产品就会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荒谬现象

　　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文化建设战略问题，在公报中采用了迥异于其他段落的铺陈方式，首先直述主题词的本质与功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然后谈及任务、目标与效果要求：“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是在“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的起点，有人认为是1998年文化部成立产业司，但各省区市真正的数量规模型建设，也当从“十一五”开始计时。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中全会提出“基本建成”目标；关于文化产业，五中全会明确其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两大目标的确定，具有深入解读的历史意义。

　　和平年代“核心竞争力”

　　锁定两大目标，需要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审时度势与忧患意识。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首用“文化产业”一词。他们发现世界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工业化国家，传统产业极力增加文化内容与文化价值，新兴产业无一不是迎合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渐成世界潮流。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原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发明“软实力”一词，即不是强迫他人，而是通过吸引、感召、影响他人，达到自己所想达到目的的能力，这被世界各界人士热捧，以至于美国媒体产生“一个好莱坞能顶几个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的热议。显示文化价值、输出文化价值的意识，促成西方一系列重要国际战略。文化软实力成为继政治、经济、军事之后“第四种”战略力量，一种在和平发展年代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势文化咄咄逼人，让众多弱势文化方深感忧虑：如果仅剩下对他人文化的认知、认同、认购、信奉，那么个人、家庭、种群、国家将失去原有的身份认同，失去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有道是“人无头不走”，但决定“头”的文化灵魂一旦“变性”，再强壮的“躯干”也会成他人傀儡——这个道理让美国的不少“盟国”都积极开展旷日持久的民族文化“自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呼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状态，强调弱势文化当有生存发展的合法空间。中国更是将文化振兴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遵循文化主导人、文明价值观支配人的规律，因为文化内涵中的民族共识、习俗、先进程度预示着中国模式的水准──整体性、凝聚力、创造力的升降。

　　上海世博会的美国馆设有“美国精神”的章节，其馆内短片讲创意、合作、互助等美德，馆外广告诠释“强大的国家、多元的国家、创新的国家、成功的国家”等要素，自信之态溢于言表。跻身国际大国，志向世界强国的中国，也需用文化撑起一份自信，从而展示自身文明的价值；中国应出现一批有灵魂与脊梁的杰出者，向世界传播代表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

　　出发点与落脚点

　　20余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让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两大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突出的成就是社会文化供应与消费能力的剧增，单一弱小国有体制下的文化队伍转变为多元而浩大的文化生产力洪流。比如，仅北京一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有从业者百余万，2009年实现增加值1497.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2.6%，成为欣欣向荣的支柱性战略产业。

　　文化建设也有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尚待今后着力解决。比如，杰出的、可以反映民族精神与文明价值的文化品牌仍十分稀缺；代表文化生产力较高素质、具有文化传播力和市场竞争力较高水平的产品服务项目尚系列不整；从国家到地方，不论公共文化或文化产业尚存在相当规模的无效供应，甚至屡屡暴露出主观盲动、资源浪费、失当失败的案例。

　　五中全会重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主张，可谓切中滋生上述问题的结点，提示人们要注意：许多文化建设不是花钱就会有正向效应，许多文化生产不是汇聚生产资源就会有市场，许多文化发展规划不是有良好动机或大牌专家参与就必定结出硕果；过去数千亿资金与数万个文化项目的灰飞烟灭，已证实不把握文化消费需求的巨大危害性。

　　应该看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不从群众需要出发，文化产品就会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荒谬现象。如果对人民文化需求没有真实的、正确的理解，不知“日益增长需求”的种类、结构、规律，仅凭决策者个人兴趣爱好与经验积累而盲动，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以人为本的原则，还会在实践中忽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决策权，无视这一领域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系列特点。来自人、为了人、服务人的文化，倘若脱离开需求、创造、生产、消费文化的主体，文化发展活力等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效果便如同无源之水。

　　“十二五”期间的文化建设，同样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课题，应认真以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指针，以人民真实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科学运筹，使公共财政和国有文化机构推出的主要文化产品与服务，都在“有效供应”组合之列，实现积小胜为大胜、促进质量效益型文化建设的理想局面早日生成。

　　优化成长环境

　　实现前述两大目标，需要在文化自强基础上优化成长环境与内发活力。

　　五中全会关于近期目标的新提法，让人憧憬期待；关于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表述，具有强烈的手段、方法、路径和任务感。虽然“基本建成”与“支柱性产业”的界定还需具体的规划内容加以厘清，但所彰显的文化自强信息却明白无误。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兼示民族文化面貌与纵深：一方面，关系城乡文化面貌──体现当代文化生活质量的大量设施设备都在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如方便社区的学校、公园、广场、健身器材、图书馆(室)、文体活动中心等，它们以绚丽色彩和温馨氛围描绘宜居环境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公共文化并不局限于文化娱乐活动，它还涉及城乡人文关怀的深层次内容。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那种自幼到老、终身伴随的专业“社工”服务，开始在我国部分城乡社区萌芽；基本体系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其完善的层级架构的形成，会让资源彼此支撑局面逐步成熟，人们在就近便利的条件下，可能拥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娱乐健身等项目选择，针对目标人群的专业文化服务也会由少到多、由弱到强，逐渐向心灵抚慰、兴趣社团、技能交流、多重援助等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文化内容与组织工作而物化，使“全民族文明素质”因政府、社会、社区的联动互动，而得到切实的提高。当然，要做到这一步，需要巨大的财政资源，没有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没有日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这会十分困难。

　　文化产业在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上功能独特。五中全会亮出的支柱产业化目标非同小可：一般谈论国家支柱性产业，基本指标要求其占全国GDP比重达5%以上(目前国际上认定中国GDP为4.98万亿美元，2008年文化产业占全国GDP比重不足3%)，这对中国来说，的确是艰巨而伟大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化直面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基础，将伴随服务业的大增长、一二三次产业间比例的革命性变化，国家城镇化、现代化程度将大幅提升。届时，文化产业将有强势行业、龙头区域、旗舰型企业、品牌化系列产品跻身全球文化市场；它意味着中国即便没有好莱坞曾占世界电影发行市场92.3%的风光，也得有日本曾在动漫、流行歌曲等领域创下的品牌声誉和交易量；即便没有文化产业强国拥有的世界市场份额，也得有内需大规模迸发的国内多元文化市场，否则根本无法获得与支柱产业身份相称的巨大经营额。

　　“基本建成”和“支柱产业”这两大目标需要“良田沃土”、“风调雨顺”的发展环境。五中全会提出用“文化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全社会及产业内外呈现强大进取心、发展欲、行动力，这就是十七大要求的“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也是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的“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人们有理由期待“十二五”规划能使文化建设在科学强劲的引导组织协调工作下，用生命型战略业态为事业与产业注入新兴活力，闯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振兴道路。(沈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