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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浙江省下达《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通知,标志着该省在全国率先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在此之前,浙江省的武义县后陈村实施“监委会”制度已有6年。由于监委会对村官的监督,村里招待费从二三十万降至几千元;实施头一个月,工程招标节省30万元。
武义县在全县推广“监委会”制度时,也遇到各方阻力,在省领导的批示下,武义经验被逐步推广。
如今有村民反映,后陈村监督力度下降。监委会主任开始听村干部的话。同时省里新下发的文件要求,监委会主任由党员担任。有人表示监委会的独立是否还能保持。
武义县纪委官员称,很多问题还需用时间来检验。
10月16日,武义县后陈村,连续下了几天雨后,终于出晴。一个监督村官的民主治理模式在这里试验,已经历时6年。
这个模式被学界形容为“三权”分立,它在村支部的领导权、村委会的行政权之外,另设立监委会(全称“村务监督委员会”),以监督村干部执行村务。
谈起这项试点,骆瑞生神情复杂。这一制度曾为他带来荣誉,也引来不少非议。
他曾是武义县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武义县政协主席。
他是武义县农村“监委会”制度的推动者,他目睹着这一制度从2004年的村落自发试点,到后来被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重视的全过程。
今年8月13日,浙江省下达《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通知,标志着全省将推广该制度。
骆瑞生并不认为该制度已完全成熟,相反监督如何持续,监督意识如何深化到村民的文化与观念中,将会是个更深刻的问题。
缘起:一个村庄的救赎
后陈村征地获千万元资金,村干部“挥霍”村民上访,新任支书派人监督力挽危机
在骆瑞生看来,后陈村之所以能率先出现监督村官的意识,和当地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
后陈村,属武义县白洋街道办事处。全村347户,近900名村民。城市化为该村带来大量征地款。2004年前,村里陆续被征用约1000亩土地,村集体能支配的征地款有上千万。
后陈村村委书记何荣伟说,村干部掌握的资金,超过当时一些街道和县里的干部。
但是,村集体的大额资金,无人监管。
“村里都是书记说了算。”何荣伟说,当时后陈村一年招待费用要二三十万。吃饭、发烟,所有开销书记和村主任两人商量就行。
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后陈村这个昔日的红旗村,变成武义上访第一村。愤怒的访民拥堵到乡镇,去市里甚至北京告状。
当时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记得,村民不满村里财务公开制度和村干部做法,跑到他办公室闹。
后陈村有块沙地,承包出去40亩,沙厂违规挖了50多亩。村民们去问村主任和书记,两人不闻不问。何荣伟说,“后来得知,是沙厂给他们送了礼。”
村民为沙厂的事情闹起来,乡镇干部赶过来调停。乡长的车刚到门口,就被村民掀了。警方来控制局面。村民把警车砸了。
该村的村支书被处理。
2003年下半年,当时在街道工业办公室任职的胡文法临危受命,赴后陈村任村支书。
“开始不愿意去,村里形势已大乱。谁去做书记都恼火。因为我是后陈人,组织还是让我去。”胡文法说。
胡文法记得,他刚去后陈村,开村民代表大会,就像参加批斗会,四下都是村民的批判声。
他想建立一个中立组织,作为村干部与村民交流的中介,重新恢复双方的对话。
于是,后陈村出现了“财务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共5人,村民选三名代表,村支部和村财务各出一人。
财务支出不仅要村主任书记签字,还要财务小组审核签字,才能入账。同时,村里把财务账单张贴在村办公楼围墙外,任何人都能看到。
此后,后陈村上访量大减。
时任武义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骆瑞生,正在基层调研。他说,由于基层权力监督缺失,上访不断,一年处理了5名村支书。
骆瑞生听说了后陈村的“财务管理小组”,随后带队驻村了一个月,进行调查,最后决定形成制度将其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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