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无序发展检讨:强拆乱象无法遏止(图)(3)

　　政治民主进程治愈英国“黑乡”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从1760到1850年不到100年里，英国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0%提高到50%以上。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英国率先步入富裕社会。为了向世界炫耀财富，英国在1851年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那座用了4个多月、花费8万英镑建造的“水晶宫”里陈列着十多万种商品，其中英国的产品超过一半。

　　然而，国家的富有和荣光并不意味着人民的幸福安康。

　　贫民窟是当时英国“城市病”的主要体现之一。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住房和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但资本家关心的只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可能为市政建设和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投入。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府听之任之，使情况不断恶化。同样原因也导致空气污染、劳动条件恶劣、道德沦丧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

　　作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英国及爱尔兰游记》曾这样描述“黑乡”曼彻斯特：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最野蛮的状态……

　　与赤贫比肩的财富、和苦难为邻的笑声不可能永久。自18世纪90年代后，英国城市接连发生起义和骚乱，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大大推动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社会的弊病，代表人物包括实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罗伯特·欧文。

　　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人道的环境只能塑造出邪恶的、不幸福的人。他采用多种办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比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等。

　　在工人阶级自身的抗争和种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英国议会和政府开始正视“城市病”：1865年和1868年，议会两次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全国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从自由放任转为主动干预，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1868年和1875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商店、公园、车站、剧院等设施，改善城市景观和环境。此外，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还数次修订《工厂法》，不断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和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相辅相承的是，英国的城市在面对挑战时也实行了产业升级计划，并根据各自情况实现错位发展。比如，伦敦走上了金融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轨道，以往的“黑乡”曼彻斯特顺应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服务业顺势崛起。

　　日本城市化重视农民利益

　　大约从1945年到1980年，战后的日本有一段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时期。当时，经济高速发展，有些企业采用“集团就职”的方式，到地方农村中学整班招收毕业生进城务工。而在这个大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各种“城市病”颇为相似。比如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再比如，日本也发生过“毒奶粉事件”，发生过由于黑心煤窑主雇佣贫民进行矿产开发、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矿难等。

　　东京上世纪60年代的地铁，和北京今天的一号线一样，曾经以拥挤著称。当时，东京正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外来人口给交通带来了极沉重的压力。后来，在无力增加运力的情况下，日本电车公司被迫出台规定，建立女性专用车厢，保护女性乘车的人身安全。

　　而日本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也曾有尖锐的拆迁矛盾，成田机场的拆迁曾经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至今无法解决；1972年，日本前50名巨富中，房地产业主就占了35名。

　　不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防止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

　　日本政府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自1955年至1970年，东京每年的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0万至40万。但东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

　　对未入城的农民，为了增加他们收入，日本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就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此外，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不时地举办各类活动，例如传统节庆时的彩车游行、焰火等。

　　可以说，日本城市化的成功，与处理和重视农民利益关系密切。（记者唐璐、赵菲菲 特约撰稿萨苏）

　　四大问题阻碍中国城市化

　　上海世博会行将落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就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而言，从“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真正实现“合理、稳定的城市化”还有多远？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进面临四大障碍。

　　户籍制度

　　“等我攒点钱，就准备学个手艺，到理发店，再攒点钱，争取自己开一家店。”刚从工地下来、满头灰尘的农民工小李，略带羞涩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不想回老家吗？”“回去干嘛，既然出来了就要在城里站住脚。”他坚定地回答。

　　小李所代表的年轻农民工群体被外界视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在城市创业的理想，但是他们自身却似乎与城市还没有完全联系在一起。

　　今年9月以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先后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现有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或者“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得不到同样的身份待遇，如何去获得最广泛的城市认同感呢？“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研究学者们如是道。

　　资源分配

　　谈及农民工话题，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资源分配中，农业始终没成为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农业被现代化浪潮越抛越远，至今无法成为现代经济中的顶梁柱，无法创造符合现代社会的就业机会，无法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财富。数亿农民之所以离开家园，就是因落后的农业不能提供更多机会。

　　在基础设施方面，一些亟需解决的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农村电网、水利灌溉设施等供给短缺，造成了农民行路难、用电难、用水难等困境；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医疗卫生方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规模小，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和体系整体滞后于城市。

　　“总体来看，中国用于发展的资源其实是初级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表示，从城乡资源分配的众多不合理可以归纳出，过去30年中，我国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付出昂贵代价。

　　高房价

　　有人说，“80后”好几代人要倒在高房价面前，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无论国家统计局统计房价涨幅如何调整，现实生活的楼盘价并没有给人们多少调整的机会。当“70末”、“80后”走向社会时，面对着居高不下的城市房价，是拖上父母将几代人的积蓄购置一套城市小居，还是回家乡免去长期为贷款奔波之苦？这既是个人的困局，也是城市发展的困局。如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房价也正在崛起，且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有购置房产的习惯。而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在食用城市“未来的午餐”。

　　在众多中国学者眼中，“高房价”已是伪城市化的“杀手”之一：因为现在靠土地财政的发展的所谓城市，城市本身现代化尚且遥远，但房价却“一枝独秀”，所以改变不了目前的这种高房价格局，中国城市化的的道路必将是既阻且长。

　　环境污染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美国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赞助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迅速的城市化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从1979年开始，每10年白天表面平均温度升高0.05摄氏度，而夜间表面平均温度升高得更快。

　　城市化不等于污染扩大化，城市化的初衷就包括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污染的最小化。如果环境污染不能得到解决，城市化的道路依然前景堪忧。（特约撰稿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