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两访民被开大会“示众” 子女陷自卑生活(2)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在富平法院网上，关于“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目前仍有文章保存。

　　在一篇名为《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有如下段落：“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

　　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

　　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撤销3月4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

　　段定梅开始时不想打官司。5月20日，她曾赴京，咨询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家单位均回复，富平县这一处理方式涉嫌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

　　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北京律师周泽听了段定梅、乔转丽的经历后提出，无论她们是否违法上访，富平县“公开处理大会”都已涉嫌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可起诉县政府侵犯名誉权。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段定梅说，“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

　　11月7日，段定梅、乔转丽她们还在商量着怎么讨个说法。

　　乔转丽盼着，有一天，县里会给她俩专门开一个公开道歉会，也要有上万人参加，得在电视台连着播，“起码得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