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时刻 麻木将自毁长城

　　在外界看来，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前一天的一个小型论坛激起的反响或许有些难以想象。

　　这一汇聚着数以百计的两院院士和数千科技工作者的大会，继2009年首次开设“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后，再次将学术道德作为首个专项论坛推出。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院士披露，2009年度评选出的“中国十大科普事件”中，学术不端行为屡被揭露，公众呼吁科学精神回归；而2009年度评出的“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中也赫然出现这样的字眼：院士涉假引发学术界反思。

　　“我们的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发出的警示振聋发聩。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则表示，“不能对学术腐败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否则科技界将‘自毁长城’”。

　　谁来“鉴定”学术鉴定部门

　　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的“汉芯事件”在“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再一次被提起。这一次矛头直指事件背后的学术鉴定部门。

　　造假者何以轻易得逞，成果鉴定部门和相关人员是否也该承担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黄本立教授认为“汉芯”造假还有鉴定问题、团队问题和监管问题三问待解。

　　同样让这位老院士感慨的是“肖氏反射弧”理论的鉴定流程。

　　黄本立院士引述媒体报道称，所谓“肖氏反射弧”这种理论在国外仅处于动物试验阶段。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2004年，卫生部门曾两次对“肖氏反射弧”进行科技成果鉴定，结果分别为“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建议推广应用。而据参与2004年卫生部门鉴定的一位专家披露，当时鉴定的时间只有一个下午，鉴定组里肖传国的老师则一开始就大讲“这是国际领先”。

　　一块民工磨出的芯片被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个小时鉴定出“国际领先”……对此，黄本立院士分析，一些学术研究、科研开发弄虚作假，显然与这种鉴定体系和机制的漏洞大有干系。

　　“对学术鉴定是否也应来个问责制？”黄本立院士建议：“既要让造假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也要使考核者负起应有的责任。”

　　此前，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对造假者惩戒机制的建立上，而科研攻关、友情鉴定在科技界被诟病已久。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顾问孟辉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在他看来，陈进的问题是典型个案，像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处罚是不行的，“评审专家必须对审查行为有个交代。”

　　科研任务如期完成定会催生不端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许智宏院士展示了一张反映学术生态的漫画，画中代表着“质疑、批评、诚信、反思……”的大树都被砍光，一棵浮躁的大树却枝繁叶茂。

　　许智宏则将此比喻为：“学术生态被严重破坏，‘化肥’使用太多，树木长得高大但不健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教授认为，现在不断在强调“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数量第三位”。但这或许正是一种“化肥太多”催熟的科技界表面繁荣，这其中有多少论文造假、抄袭，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而暴露出来的个案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同样让这位教授忧虑的是，一方面我国发表论文数量不断攀升，“国际领先”、“国际一流”的鉴定不断涌现，但在专业领域同行评议中获得国际影响的依然鲜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公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科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不高，在1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认为，背后的原因在于，“科研任务必须如期完成、科研成果进规划、论文数量纳入考核指标等做法，定会催生短期行为和违背科学规律的不端行为。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事实上，这也让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十分不解：科学活动是探索未知，如果现在就能预测三五年后的结果，还要立项做实验干什么呢？！

　　在年会特邀报告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说，科技创新、科学研究是有风险的，很多成果就是在过去不断的失败中产生的，因此科学研究只要是脚踏实地的，只要是努力工作的，课题哪怕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同样可以支持。“我们要营造的就是一个宽容失败，摒弃浮躁，潜心研究的创新文化氛围。”

　　郑健超院士描绘的一幅画卷让人神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出现更多的如下的情景：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躲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的某科学家，向他祝贺获得某项大奖的殊荣。

　　这位科学家回答说：有这回事吗，你们没有搞错吧？

　　“那时，我们离科技强国的目标就近在咫尺了!”郑健超院士说。

　　处长政治之弊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嘉麒至今有些弄不明白：“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些机关的管理干部往往这么说，我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但是你说哪件事科学家能定下来呢？真正定下来的都还是管理者。”

　　“科技人员没法用正常的心态去工作，科技人员之间，科技人员与行政官员之间行为失常。”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研究员如是说。

　　年会上，很多科学家认为官员的力量或许过于强大。

　　“科学管理是科技的上层建筑，是对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导向，做得好要促进科技的发展，做得不好会制约科技的发展。”一位与会专家认为，科技管理上管得过细过繁是弊端之一。

　　他就此举例，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的检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写多少的报告，写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外还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员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时候申请成功了，没干几天又得要检查汇报，一个项目在执行的三年五年里头，好多事都跑在这个上头，无疑干扰了正常的工作。这也促使科技人员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实质性的东西。

　　今年9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美国《科学》杂志社论文章中也曾指出，“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订的全过程。”

　　面对今天的学术界现状，郑建超院士认为，光靠科技群体“洁身自好”还不够，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也非常重要。郑建超院士就此分析，我国目前体制下，大多数科学团体还不能摆脱对政府部门的挂靠依赖关系，一些部门领导习惯于把学术团体当成体现行政意志的工具，以至于学术问题受到行政干预的事时有发生。

　　刘嘉麒院士也提出，科研管理和科技活动的关系必须得摆清楚，否则不光是影响科技工作，而且会腐蚀科研的生态环境，“为什么现在生态环境不好，大家为了跑项目，为了跑评估，就到处去拉关系。”

　　一位高校的在读博士就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导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项目申请中被一个年轻人摇指训斥的场景，“那一幕，终身难忘”。 本报记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