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剖析中国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缺乏有效反馈机制(2)

　　在调研中，王周户还发现地方政府部门对公众参与模式和认识还存在误区。这些部门介绍经验的时候，往往谈的是召开了多少座谈会、专家论证会，而真正以市民代表为主体参与的情况不太多。北京市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也认为，专家座谈会和论证会、网上征集意见都各有其局限性，不能代替真正的公众参与。

　　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也是王周户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之一。“无论是对团体或者个人进行的直接回复，还是整体的回复，有反馈的情况在地方上不多见。单个回复难以做到，但是整体回复也很少。”王周户说。这一点也得到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的响应：“公众参与不应该只是政府部门单向的征集和听取意见，而应该逐步做到有双向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认为，目前的公众参与制度还有待于实现广泛参与和深度参与。“应该转变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公众参与模式，转向交涉性的沟通模式，让公众参与成为公民的切实权利。此外还应该构建以非正式听证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公众参与机制，如网络听证等。”

　　“中国在公众参与方面虽然起步晚，但是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是2008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法律方面对公众参与进行了再次的保障。与此同时，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表示。(记者 白龙)

　　国外的公众参与及其法律问题(链接)

　　意大利 利害关系人有程序权利

　　意大利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有一系列程序权利，包括获悉行政程序开始的权利，程序中被征求意见的权利，获取相关文件的权利及获得有效法律救济的权利。

　　在地方层面，意大利地方政府在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进，如设立行政机构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等。公民与政府、行政机关交流，行政机关最终决策时必须考虑公众参与的结果。

　　例如，预算编制的程序被称为“参与经济”，其中包括三个阶段：一是通知阶段，告知公众编制预算程序开始；二是征求意见阶段，所有利害关系人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观点，同时由行政机构监督征求过程；三是批准预算阶段，政府需要对此前收集的公众意见进行考虑并做出决策。

　　巴西 公共参与有宪法保证

　　公共参与在巴西具有宪法的保证背景。巴西宪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公民参与的权利，包括全民公决、公民创制等。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自治市的账目每年都应公开60天，如果纳税人对账目合法性有所质疑，可监督审查。

　　根据巴西宪法，自治市是独立的联邦实体，涉及地方利益的事务由城市议会管理。地方上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保障公共参与。其中包括：

　　公众会议，由市民听取官员对相关事务的解释后提出批评建议。在特定情况下，公众会议的召开受法律强制性要求，如未执行该程序，行政机构的最终决策可能被宣布为无效。公众咨询，在规定时间内，非政府机构和市民可就城市管理问题的决策向政府提出自己的看法。市政委员会负责向政府提供咨询。如圣保罗有11个市政委员会，涉及残疾人、教育等多方面。其中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规定成员应为36人，包括18名政府公职人员及18名社会各行业公民代表。参与式预算，即由人民选举代表，通过代表提出关于公共投资的意见，再由城市议会对预算进行投票。

　　法国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程序化

　　在巴黎城市规划过程中，主要体现了法国公众参与的三种程序：

　　一是公众讨论程序。该程序的法律依据是法国《环境法典》，适用于一些重大工程。该法典规定，公众讨论委员会是一个面向国家、地方领土单位，公营私营企业，负责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推动公众参与的独立行政机构。这些建设项目名单由中央政府发布的命令加以规定。

　　二是协商程序。它由《规划法典》规定，程序中包括市民与行政当局之间的协商、行政法官对于协商的意见以及采取何种形式与市民协商。法典规定，对话必须在规划通过或关键部分获得通过之前，并在可能导致规划得到实施的文书形成之前进行。

　　三是公众调查程序。当市镇议会批准地方城市规划方案后，便进入了该项程序。原则上调查不应由国家派驻地方的代表主导，而是由市镇长开展。(何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