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写长篇小说叙文革 否认官员身份带来便利

　　编者按：他是佛山检察院检察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著名作家莫言还为他的小说作序。这部反映了新中国诞生后出生的一代人中一个群体命运的小说，并不像常见的知青小说那样充满痛苦和倾诉，而是用平淡朴实的笔触，反映了这代人从小的理想、“文革”、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的命运变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正是这部小说的感人之处，也是当下文学创作并不常见的色调。作者廖东明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我给自己打90分

　　羊城晚报：触发您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什么？

　　廖东明：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有感情，尤其是小说，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品格影响很大，就像网络对现在年轻人的影响一样。199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动手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当时正在流行“知青文学”，我比较关注，我就想写一写自身的知青经历，反映这个群体的命运及其变迁。

　　小说写出来后，投给一家刊物，却被退稿，被告知这是一个长篇的构思，希望以后可以看到我的长篇小说。虽然如此，这个中篇还是在一家报纸上连载了，并引起了读者关注。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个构思充分地铺展开来。经过一年多的写作，就有现在这部长篇小说。

　　羊城晚报：这部小说中，虚构与真实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

　　廖东明：可以说，主线是真实的，但人物、情节基本都是虚构的。

　　羊城晚报：您觉得您这部小说成功吗？您给您的这部小说打多少分？

　　廖东明：最重要的是我了结了自己的心愿。如果打分，我给自己打高一点吧，90分。

　　羊城晚报：为什么打这么高分？

　　廖东明：我不是以作家的标准给自己打分，而是给我自己打分，因为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在很多人的支持下，我努力了，出版了，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哈哈，不是我自我拔高，而是自知之明，针对自己业余水平打的分。当然，文学技巧上还有待提高。

　　羊城晚报：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廖东明：有，比如，开头怎么写才有特色、才能吸引人？我反复改了很多次，这是最难的。结尾也是很难的一个地方，我想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华生要在海南建一个知青园作为结局，也算是一种思考吧。

　　羊城晚报：您觉得小说中有什么样的缺憾还有待弥补？

　　廖东明：如实讲，我原来是想写好真实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底蕴，当时从小就接受学毛著、学雷锋、为人民服务、做好事的教育，心中没有自己，只有集体、国家、他人，讲奉献，讲牺牲。这才能反映出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那一代人都能听从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但这点在现在出版的小说中还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羊城晚报：现在小说终于出版了，您现在的感觉和开始写作时有什么不一样？

　　廖东明：如释重负，有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就是总结我们这代人，特别是给后代人留下点什么。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还会不会进行文学创作？如果是写小说，您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廖东明：这本小说出版后，我的责任编辑说我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悟性的，并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说实话，我也可能会再写，我对自己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有自信；如果写，可能会写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写带有人生思考的作品。

　　文学创作有助于我理解人

　　羊城晚报：在您的小说中，流露着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追求，但在当下的现实里，是不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廖东明：我认为好的作品都是理想主义的，包括我们的四大名著，实际上都体现着理想主义。比如，《红楼梦》里的宝玉，哪一个女孩子走了，他都舍不得，他希望能够大家都不要长大，不要离开，永远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听到黛玉要回家，他就疯了，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要有理想主义，但也不能和现实离开得太远。

　　羊城晚报：从现在看来，您的人生可以算是比较顺利的，因此您小说中的这种理想主义，是不是也是一种“美化”？

　　廖东明：文学创作肯定是带有作者的思想的，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审视。如果人生际遇不顺，也许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现实命运如何，都应该有责任，需要客观全面地反映我们所处的社会。有黑夜，但也有早晨，我们现在社会的确是进步了，所以我的小说的题目是“太阳升起”。

　　羊城晚报：作为官员来写小说，您会不会有某种顾虑？

　　廖东明：恰恰没有，我写得比较理智，因为我感觉我能把握住我所写题材的“度”，也就是真实性。作为官员，我要求自己更客观公正地表达。

　　羊城晚报：但现在官场的潜规则是，要低调，不张扬。而您进行小说创作，这会不会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廖东明：我没有这样的顾虑。我的这部小说，只是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并没有唱高调。其次，官员的一言一行都是处在人民的监督下，要经得起检验。第三，我是官员，也是一个人，只要我的言行不违背道德，不违背纪律及法律，就可以自由表达。况且，我们现在提倡官员要多和人民进行沟通交流，甚至进行网络交流，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文学进行交流？

　　羊城晚报：检察官给人的感觉是硬邦邦的，你们的工作也要求你们是理性的，严谨的，而您却写长篇小说，这反差有点大？

　　廖东明：检察官是我现在的职业，我也当过知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我的工作是要求我比较严谨的，但我也是一个一般的人，这并不矛盾。我们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面对的是人，更应该理解人。文学创作有助于我去认识人、理解人。

　　羊城晚报：官员身份，对您的写作事实上应该也会带来一些便利？

　　廖东明：我认为恰恰是应有更多自我约束。这部小说我是投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认为我的小说质量还不错，就出版了，他们是老师，我是他们的学生，严格地接受他们对作品的审查。

　　专家评论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太阳升起》不同于同类其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表达和张扬了作者的一种理想和信念。

　　廖红球(广东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

　　《太阳升起》耐人寻味的是，其笔触并不在知青进城后戛然而止，也不在知青身份实现转变后画上句点，作者追随知青十年、二十年甚至跨越世纪直到当下，而兴建海南知青纪念园仿若一个桃花源，从梦想照进现实，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这些无疑是别的知青文学力所不及的。

　　张胜友(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总裁):

　　《太阳升起》写得很好，很率真，有激情，有生活，很有艺术感染力。

　　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首先，这本书真实再现知青当年生活，巨有存史价值。莫言在《序》中评价说“这部小说优点很多，最大的优点就是很真实”。我认为“真实”是很高的评价。

　　吕雷(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东作协副主席)：

　　第一次读《太阳升起》，就深深地被一种“气场”所吸引，这种“气场”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的“活的灵魂”———她就是思想，就是信仰！

　　梁凤莲(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

　　作品是对延续了三十年的知青文学的另一种超越，这部小说的核心就在于重建了文体的理想主义。

　　陈世旭(江西省作协主席)：

　　这部小说一是很真实、很平实，很有“大家”的风度，很多地方表面看来波澜不惊，不动声色，就像叙述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埋藏的潜流，内心的冲撞却非常强烈，东明作为一个业余作家，他在处理这些重大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基本做到了“可读、可感、可思”。

　　邓刚(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大连作协主席)：

　　写作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冷静地写下去，那可能会达到最高的技巧，不用着意去用技巧写作。一个作家敢在自己作品里暴露自己的理想有点冒险，我不敢在我的作品中流露理想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一谈到理想就会觉得轻浮、年轻、幼稚。而这部作品的理想主义和充满阳光的笔调，在今天的文坛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徐南铁(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太阳升起》是自传色彩比较强烈的一部著作，表现了东明先生对友谊、对人生的态度，也包括了作者对法律的立场。(记者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