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临"两难挑战" 广东布局世界级高附加值经济带

　　“广佛超级城市体”与“港深全球城市”比翼齐飞，托举珠三角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新超级引擎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节点上，曾创造过无数辉煌的珠江三角洲，正在面临发展成本和门槛不断攀升、经济附加值提升偏慢的“两难挑战”，原有的优势同时也有弱化迹象。

　　譬如，先期引进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层次偏低，外向依存度偏高，在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下，珠三角许多地市备受煎熬；“近水楼台”借力香港的同时，也产生了“香港即国际”的依赖和局限，制约了面向世界的广阔视野；“小富即安”的思想抬头，“敢为天下先”的改革锐气已显不足；人才储备、科研院校严重偏少，制约了自主创新的快速推进；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地荒”、“水荒”、“油荒”频发，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发展模式的转变步伐不理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珠三角碰到的“先发烦恼”现象在我国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的共性，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敲响了警钟，“‘二战’后曾经过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德国等，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时出现明显的增长速度回落，规律性很强。而到2009年，广东的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今后5～10年将面临可持续快速增长的挑战。”

　　他提醒说，“如果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必然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珠三角，正站在不进则退的历史门槛上。

　　谋划亚太新腹地

　　由于背靠香港这棵“大树”，相对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清晰定位，珠三角长期以来曾给人“蒙头赚钱”的感觉，除“世界工厂”这顶“荆冠”外，其国际定位一度让人捉摸不清。这在经济全球化、跨国资本加速流动的情况下，珠三角在吸引主流跨国资本上一度吃了不少亏。同时，由于地处南海一隅，曾盛行着珠三角“腹地狭少”等议论。

　　打破这样的沉闷格局，不仅事关珠三角未来30年的更大发展，更关乎我国这一先行地区能否为中国经济晋升世界强国而贡献新力。事实上，纵观亚太地区经济版图，珠三角有着重组亚太经济新坐标的巨大地缘优势和潜力。

　　首先，珠三角地处亚太中心位置。在太平洋西岸的经济地理布局上，形成了一条明显的财富聚集线：北起堪察加半岛，穿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再经珠三角往雷州半岛，过海南岛，直抵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这条亚太的“财富之轴”，珠三角地处中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位置。

　　其次，已初步具备世界级的财富功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如果把粤港澳作为一个经济体，它的经济总量紧追日韩和印度，在亚洲排第四。而珠三角9市加上港澳，其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

　　其三，香港获得欧美经济阵营重新倚重。香港回归后，欧美阵营的跨国机构一度回撤或转移于日本东京、新加坡，而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香港已重新成为跨国机构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必然给毗邻的珠三角带来新的机遇。

　　其四，中国对接东盟需要一个龙头。当前，广东经济总量足以全面辐射影响东盟，珠三角的龙头地位不可替代。

　　早在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珠三角城市群“领头羊”的广州必须有胆有识，以世界眼光谋划发展新路，“向世界一流城市叫板”。在今年的深圳市两会期间，提出以香港、新加坡等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同时以国际眼光联手香港构建与纽约、伦敦等比肩媲美的“全球城市”。深港两地正借助“深港创新圈”、前海合作区、河套地区开发、“深港金融圈”等重大项目合作，向“深港全球城市”挺进。

　　在中央政府第一次将珠三角纳入国家层面制定的规划——《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时，也明确作了“粤港澳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的表述，宣示了国家的最新战略部署：大珠三角将成为代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里竞逐主导权的“主力选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可望在南海之滨形成一条超级都市绵延带，打造“广佛超级城市体”和“港深全球城市”，成为亚太之轴中枢位置的核心都会区。

　　布局世界级高附加值经济带

　　为了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描绘的宏伟蓝图付诸实现，广东省制定了推动珠三角“四年大发展”的重要路线图和“施工图”，专门精心设计制定了涵盖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十大工程”：珠三角轨道和绿道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创新发展平台、宜居城乡建设、珠三角基础设施现代化、文化强省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拓展、珠三角生态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人才引进培养等。在全新发展纲领和多方面力量的统引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一系列积极变化：

　　变“单打独斗”为“一体化发展”。根据规划纲要提出的“以广佛同城化为先导，携领珠三角一体化”的要求，广东当前把珠三角9市按一个超级大城市去统筹谋划，填平城际“鸿沟”。根据今年8月份广东省政府公布的珠三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等五个一体化规划，珠三角未来十年仅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项目就多达150个，总投资将近2万亿元，对基建、消费等的拉动力不可限量。

　　做强“主体经济”摆脱“外向牵引”。珠三角经济以“三来一补”起家，外贸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但在以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本土经济快速崛起驱动下，近年这一数据出现急速下降。2007年广东外贸依存为155%，2008年为133%，2009年进一步降至106%。“这说明广东经济已从外向型经济‘一枝独秀’走向‘内外源并举’。”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珺说。

　　创新培育全球新兴战略产业。已完成发展积累的珠三角，具备了引领世界新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动能。目前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电视模组生产基地，设计产能占全球1/4，LED封装产量约占全球一半。“十二五”期间，广东省财政将投入100亿元，支持珠三角包括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探解传统产业做优做强的“中国模式”。当下，广东传统制造业已形成产业链长、配套能力强等在全球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在新时期，珠三角在自主创新中并没有抛弃传统产业，而是极力抢占这些产业的高端环节，提高附加值，做优做强这批产业。2009年，珠三角各市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崭露头角，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深圳、佛山、珠海、东莞降幅均超过2个百分点。

　　培育高端服务业快速崛起。广东省政府已制定实施《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服务业作为珠三角未来发展主动力的发展目标得到进一步细化，日益成为区域最具活力的产业。在广州，亚运效应已推动该市迎来服务业黄金发展时期：催生全国第一大商圈——天河商圈，营业面积逾100万平方米。今年，广州市GDP将可望突破万亿元大关，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将超过七成。

　　催生成长一批本土世界级企业。在珠三角，目前已相继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中集、格力、美的等一大批在国际上具备行业领袖地位的跨国本土企业，这些企业“根扎珠江、花开国际、果结全球”，形成生产“日不落现象”。北京的知名总部企业基本上是央企和国企，上海的知名总部企业基本上也是国字头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珠三角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是本土培养出来的，这是珠三角的本色。

　　“科学发展、先行先试”旗手

　　现在，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珠三角各级领导干部已逐步形成了对“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历史使命的共识，形成了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发展作贡献的共识。珠三角各市相继拿出改革创新的果敢气魄，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扫除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利益和体制障碍，努力在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上取得突破。

　　2009年5月，《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批，提出“四个先行先试”：一是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二是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三是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四是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

　　随着综合配套改革的开展，深圳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一，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大幕，将原有46个政府部门精简为31个，精简幅度达1/3。在这场被简称为“大部制”的改革中，深圳再次引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潮流。

　　其二，前海地区创新金融体制机制，建设粤港金融体制机制对接的试验区，深港金融业融合发展进入“蜜月期”，具有更强全球竞争力的“深港金融圈”正在成形。

　　其三，探索市民参与社会管理新模式。例如，公推公选多名正局级官员、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出“我们一起当市长”倡议等。深圳市表示，希望在特区更早地建立起公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能实现更为协调的现代化社会、国际化社会。

　　不仅深圳，作为中国新一轮结构转型、科学发展的先锋，珠三角其他城市也高举先行先试的改革大旗。佛山市顺德区去年9月份在全国率先试行县域“大部制”改革，将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为16个，精简幅度接近三分之二。今年5月起，佛山市将顺德“大部制”和“简政强镇”改革全面推广至其他四个区，改革力度之大开创了全国先河。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金岷最后告诉本刊记者，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已在全国率先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系列措施，显示了持续创新的强劲动力和清晰思路，在下一个30年，应该高扬“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大旗”，继续承担全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文/记者梁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