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院长撰文称应客观看待新中国建国史

　　中新网11月16日电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的文章称，应继承先人重视国史的传统，客观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伟业。

　　全文如下：

　　加强国史研究　推进民族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1年的路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重新焕发生机，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光辉历史，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残垣断壁中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光荣纪录。

　　随着毛泽东同志那一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再是西方和东方新老殖民主义者眼里的东亚病夫。中国在世界面前挺起了脊梁。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第一次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全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美国侵略军，粉碎了美国侵占朝鲜进而扼控中国的战略图谋，迫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书上签字。短短几年中，中国人自己解决了数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并且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建设新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一个刚刚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满目疮痍、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难免发生曲折和失误。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发生过失误，付出过代价，就断然否认新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客观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30多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成为举世瞩目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前列，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新中国61年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失误教训都需要认真负责地梳理。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改革开放史，正确地阐释过去，认清我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研究国史，秉持国本，彰显国格，昌大国运，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继承先人重视国史的传统，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

　　修史垂训是祖先对中华民族的不朽贡献，先人著经修史，言传身教，熏陶世世代代，使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继续长青。汇集在“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文化传承，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史上就没有地位，就摘不掉别人强加的愚昧、野蛮的帽子，就被自封为执掌“普世文明”的“上等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不肖子孙视作文明世界的下等人和另类。

　　“国史”关系民族大义的存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通过史书褒贬树立起民族大义的“道德法庭”，为功罪定名分，为美丑划标界，将善恶、美丑、忠奸载录史册，惩恶扬善。

　　历史是民族的宝贵财富，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历史上的开明皇帝和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总结前代的得失，提出许多治国安民的信条。例如，国君身系天下安危，“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兴盛的朝代大都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治乱之本系于人心，亲民、养民则致盛世，残民、虐民则亡天下；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内忧与外患，不患有，患视而不见；“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治理国家的政策法治，太上以德，其次用猛，“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等等。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治国理政、育人修身都有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就警惕执政后忘乎所以、蜕变亡党的危险，发誓不作李闯王，摆脱兴亡周期率，中共几代领导人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现在研究国史，就是要从已往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取得鉴戒，同时要启发后人从前辈的探索中增长治国强国的才干，继承和光大前人的事业。

　　二、客观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伟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必然结果，是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是代表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彻底破产、自取败亡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经过28年英勇奋斗，打倒反动派，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堂堂正正的事业。纵观中国历史，博览世界历史，新中国的建立毫无疑义是20世纪人类历史精彩辉煌的篇章。现在时过61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同在台湾的国民党等党派已站在新的起点，捐弃前嫌，共谋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的大业，符合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但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

　　——中国人为寻求救国道路进行了艰难求索。清帝国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使中国沦落为近代史上落后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炮声一阵一阵地响起，《南京条约》(1842年)、《天津条约》(1858年)、《瑷珲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马关条约》(1895年)、《辛丑条约》(1901年)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桩又一桩地签订，中国的国土一块又一块地被宰割，中国人的血汗化作赔款塞满了列强的口袋。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公开割占中国领土，在中国内地划分势力范围，攫取各种殖民地特权，还向清政府勒索大量赔款。下列几款只是其中一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并火烧圆明园后，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2亿两白银，又以归还辽东为名，索赔3000万两白银；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军费加利息合计近10亿两白银……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无情的屠刀下，已经羸弱不堪。只因为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气节，为国家独立民族尊严不惜流血牺牲，中国才没有亡国。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敲响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丧钟。封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清王朝也已穷途末路，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效法日本实行改良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另辟蹊径寻求救国、兴国道理和途径的中国人如魏源、洪秀全、严复、孙中山，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薄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假手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直到临终，仍然惨淡地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由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争的时代，五四运动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启明星的升起。孙中山逝世以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攫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随即便推翻了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党在逆境中经受严酷考验，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找真理。一部分接触过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崇尚“德先生”、“赛先生”成为知识界的强音。在中国的大城市和沿海、沿江地带有许多外国的租界地、领事馆、洋行以及外国人的游乐场，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直接搞社会主义是超越了发展阶段，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直到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中国人学习西方、实行西方的制度数十年，中国没有改变贫穷衰败的命运，没有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没有成为民主的国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富强作为根本任务。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发展经济，实行人民民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由于我国振起于极度凋敝的基础之上，由于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匮乏，也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影响，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探索。特别严重的是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导致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涉及全局的大运动，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创伤。但是，这些失误和挫折不能抹杀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功绩，不能由此将新中国诬蔑为专制国家。在国际、国内有一些人把建立新中国视作“原罪”，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兜售西方的价值观，鼓吹西方的宪政，根本目的是颠覆人民共和国，企图“改朝换代”，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社会主义中国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29年，中国的成就与失误俱在，喜悦与悲哀并存，留下了回忆和思考的巨大空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