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治理“城市病”需从“精神”上着手

　　《人民日报》以“大城市能否宜居?”为题关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文章说,除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11月25日人民网)。

　　说到“城市病”,人们不能不产生对时下与大城市相关的恐惧。譬如:道路拥堵、车辆激增、看病难、看病贵,再诸如教育、就业、收入、房价居高不下……实际上,人们在看待“城市病”的过程中,是过多的考虑了物质方面的感受。但实际上,就“城市病”而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缺一不可,“城市病”在很大因素是一个“精神”方面的缺失。

　　在广大极不发达的乡村,为什么村民们没有感到城市生活的“焦虑”?反而怡然自得的享受着“自给自足”的甘美?其物质保障远远低于城市公众,为什么村民的“幸福指数”并不比城市居民低?就与精神方面的需求有关。农村虽然落后些,但是农村生活有着纯朴的民风,有着乡里乡亲的那份亲情。这不仅是联系农村生活的纽带,更是一个弥合物质稀缺的“粘合剂”。而城市有什么?除了马路宽、大楼高、商店林立、机动车遍地之外,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和社会公众彼此之间,有的却是因为外在物质过多而产生的心理隔阂。这种隔阂的存在,让城市显得“很冷漠”,是进一步让城市居民感觉不到幸福的一个主要方面。

　　“城市病”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这早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去年11月份,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在以“城市发展与绿色经济”为主题的世博论坛上表示,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太高,环境质量不尽如人意、人际交流淡薄、人和自然关系疏远,不符合宜居的标准(2009年11月24日中国新闻网)。上述意见既提到了“物质”的又着重强调了“精神”方面的。事实也正如此。

　　“城市病”的爆发,必然体现在“物质”上,如交通、环境、垃圾、车流等,但其内在依然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一些城市决策者盲目大拆大建,在推高了房价时,其实最根本上是过度重视了政绩和与个人有关的“官帽”,鲜有好好考虑公众的真正“幸福感”。也恰恰是对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方面的偏离和疏忽,一些地方官员热衷于“种楼”、却不想“种菜”；乐于赶农民“上楼”,却不考虑部分农民“宁肯长年住羊圈”也不住楼。这是不是决策者对公众精神方面需要的“不关注、不关心”所致?

　　解决“城市病”,说到底还是需要采取中医药治病原理。除了“治标”之外,更需考虑“治本”。这个“本”,就是真正“以人为本”、以民生感受和精神需求方面的长远为本。城市“肠梗阻(道路堵塞)”、“心脏病”、“血管(水管爆裂)破碎”、“便秘(垃圾围城)”,一系列外在的“病”莫不与“精神”有关。城市管理者少些“拍脑袋”式的盲目发展“病”,多关注人们精神方面的真正需求,即便我们没有发达的物质条件,如果城市人文环境是好的,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就会一定程度上抵抗“病魔”。(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