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群体地位变迁的动力逻辑

　　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不断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经历30多年的递进，弱势化、边缘化现在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切实的社会现象，是我们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

　　从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演变看推动力

　　一些群体被弱势化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其二，是与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有关。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众多利益的选择中，政府无力保护所有社会成员使其利益免受损失，这样，就使某些社会成员进入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演变，最能说明边缘与中心的互变状况。在“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列，成为专政的对象，被称为“臭老九”，是社会的另类，自然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了改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使无数知识分子热泪盈眶、感动莫名。由专政对象而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当时的政治方略和社会现实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社会地位上至少摆脱了边缘化的窘境。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的提出，以及干部“四化”(其中之一是“知识化”)方略的实施，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知识分子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而献身的热忱。这种情况，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职能的发挥中，在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略中，成为基本的力量，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脑体倒挂”一度盛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当时分配不公的真实写照。“说你穷，你比教授还穷”的调侃，折射出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商潮滚滚，钱神顶天，官员“下海”，全民逐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知识分子，再度成为被冷落被边缘化的群体。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的认识的加深，随着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影响的日益深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官方到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的确认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特别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大大拓展(甚至包括公务员的招考方式)，昭示着这个群体已经切实地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之一，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力量。30年左右的发展，知识分子由边缘而中心而一度游离中心最终走向中心成为中心，风水转换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现代化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不言而喻，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对治国安邦方略的调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力量的确认，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认知的日益深刻，都是重要原因。

　　他们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和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收入绝对数并不高，但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颇为优裕。更为重要的是，工人的社会地位高，绝对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层面。在“工农兵”理念宰制社会的时期，工人不仅理所当然地排在农民前面，甚至也排在了全民推崇的解放军前面，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但在最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人经济收入的相对优越和社会地位的绝对崇高，逐渐成为往日烟云。国企转制，工人下岗，一度是工人境况的普遍性现象。个体户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由于其经济收入的丰厚而在社会地位上逐渐超越了往昔风光一时的工人。后来叫做公务员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其收入的稳定和相对优裕，特别是其社会地位的日渐显赫，使得工人自愧不如。公务员、知识分子、商人，其收入和地位都在工人之上，工人由过去的核心、中心、重心而边缘化显而易见。当然，并非所有工人都边缘化了，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整个阶层的工人地位的边缘化。

　　农民地位的边缘化最为令人叹息。农民历来收入不高，但一度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被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被看成是和工人一样的国家支柱力量。但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发展旨趣遮蔽了农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商业文明的勃兴使得流通领域充满了商家的影子，甚至，本应农民所得的若干方面，也被不合理的商业流通体制给榨取了。“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非危言耸听。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成为农民这一阶层的显著标志。即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其所服务的城市和工厂，也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收入微薄，地位卑微，往往是被欺侮被盘剥的对象。不仅农民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凡是沾了农气的，都被蔑视。这些都从更深的层次反映出农民(农村、农业)的边缘化。

　　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回顾30年社会发展的进程，弱势化、边缘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民主化，是消解传统重铸传统，是给传统的精英、核心、中心等“去魅”，没有懂得这些浅显的道理而要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自然要被边缘化。因此，我们说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30多年来的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变迁转化情况，有的属于回归本位，比如文史哲学科由显学成为冷门其实是回归应有的地位；比如精英文化的盛大不再是万民皆追的虚幻场景，而被日益勃兴的大众文化光芒所遮蔽。但有的边缘化现象确实值得警惕，比如工人农民的弱势化趋向。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追赶型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农民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利益应当受到关注、尊重和维护。至于下岗工人、进城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更应受到社会的关怀，应当得到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就是物化的而不是人化的。因此，现代化的负面作用值得警惕并应当消解。(李宗桂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哪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奖金、第二职业、“重奖有功人员”等各种足以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开始导入社会。现在，上述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一些新的足以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还在进一步进入社会生活。

　　第一，市场经济环境使竞争进一步刚性化，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那些与“朝阳产业”相联系的阶层，那些在能力上居于优越地位、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社会成员，自然会取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第二，市场机制不会缓解天然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差距。在竞争加剧，但环境依旧的条件下，往往使那些经济落后或自然禀赋严重受限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三，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在金融资产和住宅自有率上出现差别，而这是一种足以使财富差距陡升若干倍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