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县权改革最后谁来监督“一把手”？

　　对于县委书记的权力描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江苏睢宁破题的关键是县委书记自我限权，但政策能否真正得到严格落实并保持下去仍是成败的关键。(12月6日《京华时报》)

　　“郡县治，天下安。”无论治国或施政，“县权”历来是中国政治架构中的关键点。经过江苏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三个县级行政区一年多的试点，“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已成为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期待，也是纾解基层矛盾、整顿吏治的现实期待。规范公权力，对县委书记限权、及至严管各级干部，这正是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题中之意。

　　解读睢宁的政通人和，离不开一个核心层面：县委书记的道德自觉，或者说是政治自觉。正如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所说：“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这话说得很真诚，也发人深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被称为是一场县委核心权力的“自我革命”，是一道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但与这场为县委书记“确权勘界”的制度改革相伴生的，是社会各界对试点样本能否复制的深度关切。

　　如果目光看得更长远一点，除了睢宁县，其他两个试点区，同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改革的特色与“一把手”自我限权、主动还权息息相关。对于试点改革中的问题与阻力，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研部教授李习彬一语中的，“改得好不好，推进难不难，关键就在一把手！”如果没有德才兼备且大刀阔斧的“个性官员”，在公权无法自我祛魅的现实语境下，权力如何“自我”限制、如何“主动”让还？换言之，如果改革对“官德”高度依赖，如何保证其可持续性、如何能避免人去政息？

　　其实，自觉性未必是个靠谱的东西，因为诱惑的阈值与自觉性的底线，很难说清楚谁会突破谁。近年查处的诸多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中，犯罪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收受贿赂；二是在建设工程、企业转制中谋私。更耐人寻味的是，“多数落马的县委书记并不是在任上，而是被调往其他岗位后，或是因为辖区出现重大公共事件，其贪腐行为才被立案调查”。县委书记在位时权力之大、权力之密、权力之稳，可见一斑。

　　在固化而稳态的县委权力背后，是一把手权力的高度集中———其优点是强化了行政效率，缺点在于牺牲了决策公平与理性。真正要使得县权改革具有可复制性，就得强化制度性的倒逼机制，以“制度削权”代替“自我还权”：把本该高度制衡的权力捋顺归位，让高密度的“一把手负责制”有序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负责制”。

　　正如有学者直言，如果“将王天琦的事迹拿到中央党校来讨论，100个县委书记有99个会反对，他们会反问，‘这不是人治吗？’”抛开试点改革中的人为痕迹不说，在权力硬通货是个不争事实的当下，县权改革若一味依赖“英雄路径”，迟早绕不开那个老问题：说来说去，最后谁来监督“一把手”？（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