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北京治堵方案被指“排外”

　　北京治堵方案可能包括限制外地户籍人口购车等强制性措施。

　　堵车不独北京有之，限制外地人的治堵措施究竟有没有用，从没见到哪个城市提供实证性的证明。限制外地人，就是保护本地人，内外有别，城市内部的内外之分就这样确立了起来。

　　内外有别又何止在交通领域。就业、治安、社保、教育、医疗等几乎所有社会事务领域，多多少少都有内外思维的深刻印迹。这就是今天的城市排外症。其基本逻辑是，将城市看做是资源的集合，资源就那么多，资源供给总是跟不上人口增长，怎么办？区分外来人与本地人。本地人理直气壮地处于资源分配的优先地位，而外地人则往往被推向种种限制措施的前台。

　　资源总是稀缺，否则人类要经济学干什么。权力、地位、武力乃至身体素质、拳头硬度，在历史上都曾成为优先获取生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序列，又加上了城市户籍内外这一条。不是城乡户籍，而是城市之间的户籍之别。这是一种新趋势。我认为，这事实上是在城市内部，建立起一种资源分配的等级制。

　　人是社会性、群居性的，排外是人类的生物本能，这有科学上的说明。排外可以保护族群安全，这是排外的生物学功能。排外也有政治功能，哪怕是虚构一个“外”，可以造成内部政治的团结一致。

　　在社会学意义上，何为城市的“内”，何为城市的“外”，并无一定之论。过去，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称作“盲流”，盲流是要被驱赶回去的。这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中心视角，也可以说是工业中心视角。于是所谓内外，主要是城乡、工农业之别。

　　“外地户籍人口”并不见得都是农业户籍，限制外地户籍人口的措施表明，内外区分不仅发生在城乡之间，也开始发生在城市之间，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相互赶超、相互竞争的关系。

　　以前划分城乡，目的之一是为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尽快发展起工业，工业往往布局在城市，因此城乡之内外主要是限制农村、优先城市，城市之间并无明显的竞争。

　　城市内部的内外区分则不同。由于城市间是一种竞争关系，限制外地户籍，相当于轻装上阵，增强竞争力。这是一种新的“甩包袱”做法。正是由于城市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限制非本地户籍人口享受城市资源，另一方面对城市发展急需之“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城市则往往开门欢迎，解决户籍不成为难题，住房、交通等福利也双手奉上。

　　限制农村人口不得人心，而限制非本地户籍人口，有时会受到本地人士的欢迎，然而，这同样是危险且有害的。照此趋势，为城市竞争之便，甚至开始清理本地户籍人口，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赶超与竞争会成为中国城市的长期语境，逐渐生长的排外情绪理应被视为一个问题、一种症状。人类社会发展出宽容与平等的观念，为了对抗排外的生物本能，对城市来说，宽容与平等不能落在竞争之外。（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