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需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判(2)

　　印度是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个。中印建交虽然早，但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种种曲折，这种起伏与是否遵守五项原则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印关系有过一段黄金时期，两国人民非常友好，“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彻街头巷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希望保留英国殖民时期在西藏的特权，这个想法中国当然完全不能同意。经过多次谈判，1953年底，双方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中国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共同方针，印度接受了这个想法，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并为两国政府以后共同倡导五项原则奠定了基础。1959年至1962年间，中印关系出现大转折，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甚至兵戎相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两国关系逐步转暖，至今已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出现一个新的高潮。不能不说，中印关系的起伏，与两国能否贯彻五项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两国关系密切相关。当五项原则得到遵循时，两国关系就发展、前进，当五项原则遭到违反时，两国关系就受到挫折，甚至倒退。这是经历史所证明了的宝贵经验。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发展过程看，是经过了一脉相承的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倡导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阶段，是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口号并力求充实其涵盖内容；第三阶段，是勾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中国多年的外交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基础和不断发展丰富的源泉。

　　万隆会议上，五项原则所体现的东方人的智慧甚至让对手改变立场

　　讲述者：黄桂芳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前驻菲律宾、新西兰、库克群岛、津巴布韦大使

　　60年前，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刚摆脱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赢得解放和独立，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当时，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内容为四个“互”字、一个“共”字。前四项原则是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和进行交流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奉行四项原则，就能实现第五项——和平共处。

　　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奉行和平中立外交，主张维护世界和平，既不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在两大集团之间保持中立。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确认了指导亚非国家关系的万隆十项原则，意义非凡，体现了亚非各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时任菲律宾副外长的苏亚雷斯同我忆起了万隆会议。他说，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长卡洛斯·罗慕洛(时任驻美大使)，是位众所周知的反共亲美的外交官。在会议初期，他曾与少数人一起公然攻击共产主义，并声称面临中国“颠覆”威胁。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与会者应当求同而存异，将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周恩来坦诚的发言和真诚的人格魅力让罗慕洛动容，在他看来，周恩来不顾“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仍毅然率中国代表团与会，表明中国的一片诚心和亲仁善邻的和平思想。因而，罗慕洛转变态度，同周恩来进行友好接触，出席周恩来宴请，并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赞成和赞赏。苏亚雷斯称赞说，东方人的智慧在周恩来身上淋漓尽致展现出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了几百年来西方在国际法治上制定游戏规则而造成的“霸道”局面，并让美国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暴露无遗。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的所谓“和平战略”。60年后，美国为维持在世界的领导作用，战略重心东移，自2008年起高调提出重返亚太，启动再平衡战略，妄图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和影响，也有管控盟国的意图。它在中国周边纵容少数国家对华挑衅和发难挑起东海、南海争端。但是，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地区和平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地区发展最有力的促进者。

　　6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复杂多变和国内情势的发展，中国都恪守五项原则处理周边和国际关系。周边外交一直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亮点，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去年底，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树立正确义利观、“亲、诚、恵、容”的新理念以及打造命运共同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新理念、新倡议。这些新主张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有助于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尊重中小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赢得了广泛赞誉

　　讲述者：张九桓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前驻尼泊尔、新加坡、泰国大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发展为新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一个法宝，也为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个保障。直至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和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比较容易发生政治动荡，而大量事实表明，来自外来的干预只会加剧这种动荡并非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国在外交实践中遵循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这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赢得广泛赞誉。

　　我曾经先后担任中国驻尼泊尔和驻泰国大使。近几年来尼泊尔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共和制取代了君主立宪制，尼泊尔共产党的力量在这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始终未做任何干预，受到尼泊尔广大民众的赞赏。而某些国家的干预行为则受到尼泊尔的抵制和批评。

　　2014年5月，泰国发生了一场政变。自1932年以来，泰国发生了近20次政变。对于泰国的政变，西方持严厉的谴责态度。我国持不干涉泰国内政立场，相信泰国人民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2006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时，我任中国驻泰国大使。泰国国家电视台邀请中、美、英三国大使做同台专访，我们各自阐述了本国政府对泰国政变的立场、政策和主张。英、美大使的表态可想而知。我在访谈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民相信泰国人民最了解本国国情，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做出最恰当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好本国的事情。采访播出后，电视台统计观众对各国大使的支持率，结果是中国大使得票占压倒优势，英、美得票甚少。这说明广大泰国民众不喜欢别人干涉他们的内政。

　　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同样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本有一种舆论，称亚洲国家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日本内政，这是谬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对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肯定和美化，已经不是内政问题。美国以海上问题为抓手，推波助澜，挑拨中国和邻国关系，试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是对中国主权、中国的发展和发展道路的不尊重。我们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原则应该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中相互尊重是基础也是核心，中美关系发展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项原则在指导国家关系，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关系发展都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和丰富它的内涵。

　　图片说明：

　　图①：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出席万隆会议途经缅甸首都仰光时，与缅甸总统巴宇(左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埃及总统纳赛尔(左四)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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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②：2007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左)、印度外长慕克吉(中)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晤。三国外长确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多极世界的关键，其基础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及国际法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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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③：2009年1月，张九桓大使在泰国曼谷举办的诗书个展上向泰国公主诗琳通赠送书法作品。

　　张九桓大使提供

　　图④：2014年6月11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人民日报社协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陈尚文摄

　　版式设计：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