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教授王星:“圈外人”看职教痛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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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王星:“圈外人”看职教痛点在哪里?

2022年08月18日 09:38 来源:《中国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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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圈外人”看职教痛点在哪里?

  【《中国新闻》报记者刘军报道】“把职业教育定义为就业教育,是对职业教育的矮化。”“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广泛,‘机器换人’势不可当,技能还必要吗?”“技能社会建设,把人人持证作为重点并不恰当,需要警惕文凭通胀。”近日,在山东滨州召开的第十届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接连抛出多个重磅话题,引发与会者思考。会后,自称“职教圈外人”的王星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独家专访,直击中国职业教育、技能社会建设的痛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发)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发)

  《中国新闻》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家都认为工厂流水线工人将来会被机器人取代。在这个大背景下,工人是否还有必要掌握技能?中国为什么还会提倡建设技能型社会?

  王星:技术进步确实会导致一部分技能被替代,但并不意味着技能需求的消失。事实上,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三种效应,除了替代效应,还有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因此,恰恰相反,技术越进步,往往对技能要求更高。比如,中国是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是在使用中的故障率要高于国外。原因就是自动化产业本身的技能支撑不够。

  我们很重视关键卡脖子技术,但一些技术引进来以后也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这里面我觉得有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其他零部件、生产工序环节的精准度还不够。技能人才也很短缺。新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对工艺车间的条件是有要求的。必须根据产业特征来进行调整,还要考虑当地的气候、湿度。要完成这种调整,需要大量的数据库积累,有些参数可以标准化,有些则不能。这个工作是高技能依赖,机器人无法完成。

  从这个角度说,自动化未必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而是要求工人具备智能制造所需要的技能,制造业机器化程度越高、设备装备越先进,所需的配套技能越多。技能水平与技术进步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更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新闻》报:如今每个企业都在讲创新,反复提及实验室研发的重要性,而您在会上的演讲中却“唱反调”,强调一线工人的车间劳动在技术进步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王星:在很多人眼中,研发岗位技术含金量高,不可替代;而一线工人的工作被轻视。我不认同这样的观念。事实上,“好的”技术研究不是凭空想象或者灵感乍现而来的,通常是基于对车间生产充分熟悉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研发必须要和车间生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

  还有,所有的技术工人都是从普通工人做起。没有普通工人的经历,不可能成长为技术工人。现在的问题是普工没人愿意当。各地政府出台了一大堆技能人才的优惠政策,只盯着那几个技能人才,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普通产业工人的社会支持。这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新闻》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是近年来,从“用工荒”到“技工荒”,中国技能型产业工人的供给严重缺乏,背后的原因何在?

  王星:我认为,相对稳定而长期的岗位经验是技能提升的前提条件。而长期以来,以农民工为主力的产业工人岗位流动率很高,平均1.7年换一个岗位。这种短期化就业显然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 “学技术为了不再做技术”,这样的悖论说明中国制造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新闻》报:谈到职业教育,地方政府和职业学校如今把就业率当作一个重要指标。您为何会说“把职业教育定义为就业教育,是对职业教育的矮化”?

  王星:学生就业率是评价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一个指标,但不能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周期性的数据更有说服力。比如说五年后,学生的流动率、专业与就业岗位的匹配率、自我评价的就业满意度以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这些都应该纳入到学生培养平台的评价体系中来。

  就业只是第一步,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更看重的是就业的质量,职校学生工作以后能不能取得很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才是扭转“职业教育是差生教育”“职校生是二等公民”刻板印象的关键。

  另外,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就业教育、生计教育,它其实是国家优势竞争力形成的基础,要把认识提到这个高度上。

  《中国新闻》报:在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部分省份提出了“人人持证”的目标。您对此并不认同?

  王星:我们应该对技能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文凭证书泛滥现象保持警惕。近些年已经出现了学历通胀的现象,很多普通的岗位招聘都把门槛提高到名校本科生,甚至硕士生。这其实是把我们的人口红利透支掉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工作了,却还在学校里继续学习,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目前,学历通胀有蔓延到职业教育的趋势,把人人持证作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不恰当的,高学历并不意味着高技能,产业需求和实际应用成效才应该是考量的重点。

  同样应该警惕的还有职业教育百万扩招计划中的执行偏差。中职毕业生是高职招生的主要来源。扩招计划出台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中职学校开始将其教学目标定位于升学,教学内容与教学实践也转向于以升学为目的。扩招的初衷是促进就业和提升技能,中职学校的做法显然背离了这一初衷。

  《中国新闻》报:职教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您认为要想改变职教不被社会认可的现状,应该先从哪个环节改起?

  王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资源获取均等化。拿985、211大学文凭的学生和拿职业学校文凭的学生,找工作时在社会权利层面应该是平等的,比如应同样享受城市人才补贴。但是目前还没做到。这是公共资源引导外界去矮化职业教育,人为加剧了文凭之间的三六九等。这一点必须要改变。

  在研究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重温了中华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先生的一些理念,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至今看来都不过时,非常犀利。“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一定要内外兼修。

  【圆桌讨论】如何建好公共实训基地?

  近年来,中国多地建起公共实训基地,在培养大量技能人才的同时,也出现闲置等问题。参加第十届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的专家、官员各抒己见,对公共实训基地的建设和使用支招。

  滨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级调研员李忠建议,摸清楚企业和院校的资源,深度对接,精准匹配。以滨州为例,滨州的公共实训基地应该以当地的十大产业为线串起来。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荣舜表示,一旦把公共实训基地交由职业院校代管或者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就会成为学校或政府的“独角戏”。一定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善学提醒,公共实训基地不仅要为大企业服务,也要面向中小微企业,面向老百姓甚至是中小学生。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完)

【编辑:苑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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