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对外报道规律

　　郭健

　　外宣工作涉及诸多部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里仅就对外新闻报道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地方对外新闻的写作，谈五点意见。

　　一、外宣工作的特殊性。

　　有一次为外国记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工作人员起草了十几页的说明书。周恩来总理批评这种做法是“不看对象，对牛弹琴”。他设计的请柬只有一句话：“请你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开映那天，放映厅座无虚席，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气氛极为热烈。某单位组织与日本客人联欢，席间有人竟提议唱《我是一个兵》。唱到“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在场的日本朋友十分不快，中方也很尴尬，联欢会不欢而散。

　　这一正一反的例子表明：对内对外宣传有很大差别。注意这种差别而进行的宣传大都成功。如果不考虑宣传对象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份内容正确的宣传品，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在大的方针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宣传对象不同，二者又有很大区别，因此对外宣传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我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把握了对立统一的规律。

　　内宣、外宣究竟有哪些区别呢？

　　第一个区别，或者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对内面向十一亿大陆同胞，对外则面向40亿外国人，近五千万海外同胞和外籍华人。

　　一位来华工作一年半的外国专家说：“我深有感触的是中国特有的‘火车文化’。”毫无疑问，这种‘火车文化’主要指吃东西和聊天。

　　去夏，她外出旅行，在车站收到送行的中国朋友赠送的十公斤水果。火车开动不久，一位旅客又送给她一个西瓜。她写道：“这种有饭大家吃是中国好客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可悲的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已荡然无存。在西方，我不提供食物给别人分享，这是出于自给自足的观念——某人能拥有，别人也都能拥有。”

　　她还说：“人们对身体健康情况怎样，是不是觉得温暖和舒适等也普遍表示自己的关切，这种情况在欧洲决不会发生。我敢打赌，如果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从伦敦登上一列火车，而我又没穿长裤袜，只穿了一条超短裙，没有一个人会对此发表议论，于此相反，前些天我从北京乘火车去东北，车开没几分钟，就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旅伴提醒我说我穿的裤子太单薄了。”

　　“在旅途中，甚至在寂寞的时候，人们并不总是寻找友谊和真诚，有时，人们仅仅需要独自沉浸在一本好书或自己的思绪中。我记得在一次坐火车旅途中，我正坐在下铺全神贯注地阅读《法国中尉的女人》，令人恼火的是，对面一个男士不管我愿不愿意，执意要和我聊天，所以，当他问我‘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时，我忍无可忍地脱口说道：‘你们太不礼貌！’”

　　从这位专家的惊喜、懊恼、难以忍受的旅行经历，不难看出中西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面的巨大鸿沟。

　　我们对生我养我的祖国自然熟悉，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深有浅，总的看是少得可怜。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在英国西南大城市布里斯特尔做了关于公众了解中国情况的调查。能答出“北京”的比例最高，占被调查者的92.4%，上海居第二，占51.5%，其他依次为广州，南京、西安、拉萨。在回答中国的旅游名胜时，排在第一位的是长城，共297人填答占90.5%；第二是秦始皇兵马俑，其他为长江、黄河、紫禁城。国内名气很大的泰山、黄山、庐山等，当地英国公众几无所知。

　　至于语言习惯，差别更是明显。中文说“我和某某”，英文却一定要说“某某和我”。“贫下中农”译成阿拉伯文为“贫苦的农民和下层的农民”。一位阿拉伯朋友访问了一个贫下中农家庭。访问结束后，外宾说：“看了你们贫苦农民和下层农民的生活，可否让我再看看你们富农的生活？”使陪同者哭笑不得。

　　概言之，大陆同胞和外国人有10个不同，即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法不同，语言习惯不同，读者心理不同，对中国情况的了解程度不同。

　　中外读者的“反差”如此之大，所以英国友好人士，著名作家格林告诫中国朋友：“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都应在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其次，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虽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相同，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基本相同，但也有相当差异，而社会制度、历史背景、读者心理、对大陆情况的了解程度则呈现明显差别。

　　大家可能看过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剪不断的乡愁》。

　　她第一次来大陆之前有许多疑虑：担心故乡不再美好，亲人不再热情。人家告诉她：大陆的被子、枕头脏兮兮不能用，她和丈夫随身带去了睡袋、枕头、卫生纸，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人家还说，大陆的飞机能飘进云彩来，她也信以为真。到大陆实地一看，完全出乎她的意外。这位在作品中以亲情、友情、爱情使无数痴男怨女落泪的作家，在大陆40天里几乎泪未干过。她的心态、情感是一般大陆同胞所难具有的。

　　香港歌星张明敏1984年以来多次来大陆。他对比说，香港的娱乐圈是不谈政治的，但大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很紧，令他很不习惯。他说，内地青年大都有抱负，有追求，香港青年大多数不了解共产党，也不懂马列主义，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根，就像“游魂鬼”。对两地新闻，他直率地说：国内的新闻是旧闻，国内的日报是晚报，国内的晚报是资料。但国内新闻的准确度数高，不像香港娱乐圈的报刊，50%是水分。

　　大陆同胞与海外同胞同种同文，但语言习惯却不尽相同。在港台，“检讨”这个词使用频率很高，其含义为检查过去的工作，回顾以往的情况，并无贬义，而大陆用这词即指犯了错误作检查。大陆经常用“搞”，海外人看了反感。《台湾时报》副总编张自强离开大陆前，对大陆人滥用“搞”字幽了一默：搞卫生、搞对象、搞旅游等，有人认为，若荆公再世，也会写出“春风又搞江南岸”的诗句。

　　所以，我认为，从事对外宣传(尤其是从事对台、对侨、对港澳宣传)的每一个作者和编辑，还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再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海外同胞不是大陆同胞。

　　第三，同是对外宣传对象，外国人有别于生活在海外的中国血统者，外籍华人有别于外国人，海外三胞有别于外籍人。这就是通常说的“外外有别”。

　　以台湾同胞和外国人为例，他们同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与大陆同胞的缘源远比外国人深，了解和关心大陆程度远比外国人甚。在上海华人经济研究会上，有人提出台湾与大陆之间有“五缘”、“十缘”。新加坡一学者在报上撰文说，起码有“十五缘”，即血缘、姻缘、地缘、史缘、学缘、业缘、戏缘、体缘、俗缘、神缘、物缘、贸缘、渔缘、政缘、水缘。作者认为，海峡两岸有着深切的缘源，没有必要隔断交往，建立中华经济圈，繁荣自己的国家。

　　外宣与内宣的第二个区别，是宣传目的不同。

　　对内宣传的目的，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江泽民)。

　　对外宣传可以起引导国外舆论的作用，但一般不承担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任务。其任务和目的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服务，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为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人类进步服务。具体说来，外宣工作……是宣传我们自己，让外国人和海外同胞及时、全面、准确、真实地了解中国”(李瑞环)。中新社早年曾报道国内的积肥运动，廖承志就批评说：“搞那么多的积肥报道干什么？我们又不是要把新加坡的大粪搞回来！”

　　外宣、内宣的第三个区别是宣传内容有别。

　　——许多国内可以报道的事，对外未必适合报道。例如，某地枪毙贪污犯，当地报纸发消息，对外就不必发，以免授人以柄；对虾、人参等敏感出口商品丰收，当地传媒可以适当报道，对外一般不报，以免造成外贸损失；又如经营承包的具体经验，对内有借鉴推广的必要，而对外就没有多大报道价值。

　　——许多事国内皆知，国外读者听来却很新鲜；许多事国人深信不疑，国外读者却疑虑重重；有些传闻在国内尚无市场，也不宜扩散，在海外却闹得沸沸扬扬。这些都值得对外广为报道。例如，中国如何进行基层人大选举，中国妇女的地位变化，中国人如何度过星期天，他们的婚姻、家庭观，他们如何支配日常的生活开支，就是国外读者感兴趣的题材。又如，大亚湾核电站是否安全，对内适当讲讲就可以，对外就应连续性报道，因为港澳同胞普遍担心核事故波及该地区。潮汕、四邑、泉州、晋江等地旅外同胞甚众，侨乡变化牵动海外游子心，应向三胞多作介绍以慰思乡情，对内则没有那样的必要。

　　——对内对外均值得报道，但报道内容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例如，同是一个专业性大型会议，对内难免谁主持、谁讲话、谁出席等程序性叙述，而国外读者一般对会议召开的本身不感兴趣，对外就着重报道与会议有关、又为国外读者关心的问题，不囿于会议本身。

　　外宣、内宣的第四个区别，是宣传形式有别。外宣要求：更多地用事实说话，通过巧妙的事实安排来体现思想性；更客观公正，力戒夸张；更冷静含蓄地表达。举例说，聂帅逝世后，一篇对内稿，用了许多感人事实来说明聂帅的丰功伟绩，写出了人民对他的缅怀之情，文章结尾是：“这些感人的事实，充分说明：人民怀念聂帅”。这个结论是多余的，对外有画蛇添足之嫌。

　　总之，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我们必须找出其共性和个性，“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黑格尔)，切莫一锅煮。新参加外宣工作的同行，一开始就要树立“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海外同胞不是大陆同胞”的观念；由内宣转到外宣者，写惯了“为党立言”的稿子，需要“换笔”、“转轨”。机械地照搬对内宣传一套做法，必然像李瑞环所指出的：“费劲不少，花钱不少，效果不好。”以往的种种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二、对外新闻报道的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树立中国的真实形象，为四化大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需要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合作。要取得这种支持和合作，又必须正确介绍中国的现实和主张，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

　　有人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曾经给外部世界九种形象：光辉灿烂的中国(汉唐时期)，莫测高深的中国(明清时期)、“劣等民族”、“东亚病夫”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红星照耀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时期)、“蓝蚂蚁”和“有办法”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疯狂暴行的中国(文革十年)、田园诗画的中国(尼克松访华后)、苦海余生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伟大试验的中国(1984、1985年间)。

　　现在中国的形象如何？中国的第十个形象是：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中国。拉萨骚乱、六四平暴，西方世界指责中国践踏人权、不讲人道，对我实施全面制裁。制裁被打破，西方被迫恢复同中国的联系，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十年开放的成就，又攻击中国政治上依然保守。今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港台和海外引起极大反响，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邓旋风”。但西方敌对势力仍揪住“六四”、“人权”不放，说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仍坚持马列的教条，不时利用王军涛服刑、戴晴回国被拒等大做文章，诋毁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也怀疑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怀疑中国政局是否稳定，改革开放是否能长期坚持下去。但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回顾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当前是最好时期：虽不似马可•波罗描绘的那样雄伟，也不似“田园诗画”时期那样“虚胖”，比较接近于真实。不过，今昔不能截然分开，过去的诸种形象在不同程度上仍影响着外国人今天的看法。

　　今天中国的真实形象是什么？我们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什么形象？这两个问题出发点不同，答案是一致的，就是：

　　——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进中仍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今天社会主义文化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坚持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知之甚少，误解和偏见颇多。要增进了解，把严重扭曲的中国形象矫正过来，需要做大量的、长期的、细致的对症下药的工作。只要方法得当，持之以恒，成效自见。

　　第二，实事求是，真实全面。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力量所在，也是对外新闻报道取信于外国人的必要条件。

　　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要求，首先就是真实。所报道的是真有其事，不是无中生有，以假充真，而且要恰如其分，不能言过其实，虚夸渲染。李瑞环在首届“现场短新闻”颁奖会上指出“新闻，当然首先要真，第二要新，第三要短，第四要活”，习仲勋在新华社成立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提出五个字：真、短、快、活、强。中共中央规定的对外新闻工作的具体任务要求“真实地、生动活泼地宣传新中国”，也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如同对内新闻一样，真实性也是对外新闻的生命。

　　总的说，我们的对外新闻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但不可否认，也曾有一些“客里空”的现象发生。前些年一家新闻单位向国内外发布：“昨晚19点5分，长沙市南区大古道巷小学院内，从天而降一重5公斤的大冰团”。源源不断的电话、电报涌向北京，咨询、来访、要求考察这一“奇迹”。五天后，该单位发表另一消息更正，报纸标出“天外没有来客，冰块原是人造”。两年前，一家英文报纸报道北京动物园老虎由一天三餐改为两餐，一周内有一天禁食，引来诸多外国驻京记者来访。法新社据此发消息：“由于商品价格暴涨，全中国最大的、有3000多只动物的北京动物园的老虎正在挨饿……”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动物园无端起风波》，澄清了失实之处。中新社也曾播发过《云南发现大熊猫》、《湘西群蛇袭人》、《江俊华心跳骤停一百四十五分钟后被救活》等失实报道，造成了不良后果。有些基本事实准确，但细节不真实。苏联著名记者波列伏依曾闹过“秃子梳头”的消化。我本人也有报道“胡耀邦身着中山装走下舷梯”的错误。尽管是细节，却也使宣传效果大受影响。

　　造成失实的原因，一是道听途说，未认真核对，想当然或“合理想象”。这就要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任何时候也不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波列伏依)。另一类是为了见报、完成定额、拿稿费甚至出于别的目的，有意加油添醋、凭空杜撰。这种恶劣做法，是与新闻职业道德不相容的。

　　实事求是的另一要求是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反映客观事物。也即既讲中国的进步与成就，又适当讲困难和问题，通常说既报喜又报忧。对于天灾、事故、困难、工作缺点、社会弊病，不对外隐讳。

　　只讲好的一面会带来什么后果？一位外国朋友到北京一家外文杂志参观后说：“这家杂志欺骗了我们30多年。它并没有撒谎，但只讲了事实的一部分。”不讲全面的情况，人家上纲到“欺骗”，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一位在国际台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则说：“报喜不报忧，在国外受众看来只是一种宣传。”

　　当然，我们国家的主流是光明面，应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报道消极现象时，应指出已引起当局注意，并正克服它。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86年，广州能源紧张，市民叫苦不迭。9月2日，中新社报道一则消息：“广州市电力稀缺，频频停电，市委机关未能幸免，昨日只得燃烛办公。”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中共广州市委大院，只见各办公室里烛光摇曳，各种降温设备停转，大小官员一手一扇。记者在34℃的室内小坐片刻，汗流浃背，闷热难熬。这是入夏以来市委机关大院首次停电。”

　　“据悉：由于频频停电，市民每天向当局质询的电话有上百个。市委书记许士杰遂向供电部门表示，应当让领导机关也停停电，让各级官员尝尝盛夏酷暑停电办公的滋味。”

　　“记者从广州市政府获悉，广州的缺电状况已引起广东省高层的关注。省有关部门决定从今日起每天增加广州市用电指标30万度。”

　　市民缺电，以至市委也停电办公，一方面反映了广州能源紧缺到什么程度。但另一方面，这件负面的事又衬托出另一个正面——引起高层关注，市领导人与市民同甘共苦的精神。

　　实事求是，真实全面，似乎老生常谈，但就在这个人人皆知的问题上，时不时出纰漏。我们经常以过去的教训告诫记者编辑，也望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切实引起注意。

　　第三，正确把握处理好四个关系，尽可能地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针对性与适应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时宜性与时效性的紧密结合。在坚持原则性、针对性、思想性、时宜性的前提下，我认为当前，更有必要强调灵活性、适应性、艺术性和时效性。

　　廖承志曾风趣地说：“你们总不能穿干部服、穿军装、带手榴弹出去吧！”又说：“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中新社要把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使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些指示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我们的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联系国内、国外两个实际，做到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我们要说我们应该说的话，体现中央的意图。但是受众的选择性很大，你宣传不对他的口味，他可以不看、不听，从而也就无从谈到效果。因此，我们要说海外读者听众最想听的话，这也就是适应性，而不能认为是简单的“迎合”。海外关心的问题很多，有些单位作了整理归纳，择其重要者加以解答，本身就是一种针对性。

　　我们的对外新闻报道要包含有一定的思想容量，使外国人对新中国的认识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但这种思想性不是贴标签，不能“政治说教”，而要通过事实的逻辑，让外国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型摄影画册《上海一日》不谈政治却巧妙地表现了政治观点。读者一翻开就见到四幅上海外滩照片。一幅是几座小楼房和走在土路上的马车，说明很简单：“上海外滩(1880)”；第二幅是日本军队在荷枪前进，旁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奔跑，说明：“本世纪四十年代”；第三幅是国民党的装甲车和兵士在海关大楼前，说明是“1948年”；然后是一幅绿阴夹道，车水马龙的外滩，说明是“1991.7.1”(即画册拍摄之日)。一切很清楚，何必弹一遍“旧社会水深火热，看今朝生活幸福”呢。寓理于实，以实带虚，这是对外报道的艺术。此外，在表达技巧上，还要注意不用或少用外国人难懂的术语，段落句子要短，要交待必要的背景，要带人情味，以情动人。

　　对外新闻有“抢”有“压”。无论“抢”或“压”均应切合时宜，考虑传播效果。但新闻贵在新，需“压”的新闻终究是少数，要“抢”的是多数。过去曾强调后发制人，结果读者形成“先入为主”的定势心理，于我不利。今后在一般情况下应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国际新闻界竞争激烈，丧失时效也就丧失了新闻的自身价值。法新社一位负责人鲁特雷说得很形象：“一条写得很好的消息如果十分钟内不能发出，它的价值还不如一个西红柿”。在西方通讯社看来，稿件如没有赶在报纸截稿前播发，那简直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认定报纸截稿时间就是“新闻的死亡线”。

　　三、对外新闻十五类。

　　胡耀邦说过：“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十年来又经历了奇妙的变化，对外国人来说，至今还蒙着一些神秘的色彩。”他认为：“中国的新闻是世界新闻中没有完结的源泉。”

　　值得向外报道的，外国人和海外同胞感兴趣的中国新闻，大致有十五类：

　　(一)中国的政局、政治动向、政治制度。包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决定；重要会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政军人事变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权建设的基层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工青妇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如何健全法制，完善民主，中国老百姓是否真正享有民主权利等。

　　(二)中国的经济形势。全国、全行业或各省市自治区、特区、开放城市改革开放的成就、问题和前景。全国重点工程、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的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出路。当前，要突出报道各地落实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具体措施，吸引外资的新规定；股份制试点和金融、外贸、住房、物价、医疗、社会劳动保险等改革进一步深化。

　　(三)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特别是卫星、火箭、正负电子对撞击、超导、人工智能、水稻高产良种、癌症诊治等尖端技术不仅外国人感兴趣，海外同胞更视为“扬国威”而引以为豪。

　　(四)港澳台侨和祖国统一。一国两制和具体的对台、对港澳、对侨政策。两岸关系、内地与港澳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港台和华人社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新形势下，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对外国人应有所加强，对海外同胞应放在更突出的地位。

　　(五)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就业、人口、环境污染、吸毒、青少年犯罪、夫妻分居等问题如何解决；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青年人爱听的歌曲。四季流行色和时装模特。周末之夜和爱的夏令营、笑的晚会。妇女节、母亲节、情人节、儿童节、圣诞节和春节。胖儿童减肥学校、新婚学校、工读学校。早恋、黄昏恋和家庭婚姻观念的变化。美容、美食、健美的升温。戒毒所、戒烟灵、拯救自杀者中心、心理咨询等。

　　(六)名人近事。高层领导人的生活。知名作家、艺术家、演员、个性、体育明星、教授、科学家的事业与爱情。名人的遗孀、子女有贡献者。有些虽未成大名却身怀绝技者。

　　(七)突发事件。空难、海难、台风、地震、泥石流、重大交通事故的真实情况和救灾善后，重建家园，是否涉及外国人和海外同胞。

　　(八)体育，主要是国际性和全国性大赛。

　　(九)旅游和文物。旅游线路的增加、设施的改善。各地人文景观的保护修葺。重大考古新发现。

　　(十)涉外事件。经贸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友好城市。异国姻缘。外国专家和夫人在中国的生活。外国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来华的旅游者遭到的不测。外国倒爷在中国发迹。落户中国的外国侨民。

　　(十一)家乡新貌。海外同胞中的杰出人士、台湾党政要员的故里、旧居、母校或工作过的地方。(对外国人无此必要)

　　(十二)健康的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趣闻轶事。

　　(十三)信息服务。关系到海外同胞、外国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解答。节假日车船飞机班次的变更，海外边防工作时间的延长。进口携带物品的新规定。台湾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华侨公墓的营建。

　　(十四)释疑澄乱。

　　(十五)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

　　四、中新社在对外宣传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对外新闻事业从无到有，经过挫折、复兴、迎来大发展的新时期，现在形成了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在内的多品种、多渠道、多层次的对外传媒体系。

　　作为新中国两家通讯社之一的中国新闻社，是在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专门以海外华侨华人为服务对象的传播机构。刘少奇主席为这个机构定名；“文革”中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采取措施，使中新社的业务免于中断；70年代中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批示中新社的服务对象由华侨、华人扩大到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和华人等四种人。1978年以后，中新社的建制得到恢复和发展；现在新闻从业人员比初创时期增加十倍，国内外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各项业务进一步拓宽(包括图片传真、试发英文稿)，接受中新社稿件的中外媒体达170多家。近年来，电讯稿专稿、新闻图片，被台湾报纸广泛采取。在迎来建社40周年之际，杨尚昆主席欣然题词：“让世界了解中国”。

　　中新社在总社设有总编室、新闻部、港台海外部、专稿部、摄影部、研究部、电影声像部、体育组、外报编辑组、《对外报道》、《中华文摘》编辑部等业务部门，在广东、福建、上海、海南、广西、香港、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设立分社，在澳门派有记者，在深圳、厦门设有支社，在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设有记者站。在各地聘有特约记者和一支队伍庞大的通讯员。

　　根据1982年《世界新闻年鉴》统计，全世界共有一百七十四家通讯社。年鉴把通讯社分五个等级：A级为“主要的国际性通讯社”、B级为“主要的国内通讯社，并附设某些搜集国际新闻的设备和分社”，C级为“发展中国家或大国的国内通讯社”，D级为“不发达国家或小国的国内通讯社”，E级为“较小的通讯社”。

　　列入A级的有新华社、法新社、安莎社、美联社、合众社、德新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八家。中新社和共同社、时事社、德通社、苏联新闻社等21家列为B级通讯社。

　　与新华社相比，中新社的历史较短，规模较小，人员和新闻品种较少。但在已有新华社的情况下，中共决定再创办中新社，就是因为中新社在对外报道中发挥“独特作用”(邓颖超)，“是外国新闻战线的奇兵”(廖承志)。

　　中新社的独特作用，是由其独特的面貌——中国新闻界和归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机构——决定的。这种独特作用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海外舆论所关心、官方机构未公开表态或报道的事情，进行针对性的独家报道或评论；处于策略性的考虑，有些重要新闻通过中新社发表，以观情势之发展；就台港问题、侨务问题多作一些报道或评论，比较符合身份，也较为外界所接受；台湾当局不与官方接触，海外某些人士对中共怀有恐惧心理，中新社便于交友。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两记者首次赴大陆采访，是由中新社接待的；1988年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应氏杯”围棋赛，中新社应他们之请，直接向台北发稿，这种“热线联系”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1991年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和中新社记者郭伟锋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赴台，开大陆记者赴台采访之先河。

　　在走过40年的中新社，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业务有待发展，设备有待于进一步现代化。

　　五、地方通讯员如何写对外稿。

　　面对不甚了解中国的广大读者群，地方通讯员如何写好对外稿，使国外、海外读者愿意看，而且看得懂，看后还能留下较深的印象，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首先是要写有全国意义、全国地位的新闻。地方通讯员接触的多是纯地方性新闻。如某省加强农业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某地区域某县集资建一新工厂，某偏僻山乡用上电灯，在当地也许是一件大事，但从全省全国来衡量并不突出，对外更无新闻价值可言。

　　通讯员来稿中难于采用者，多属此类。

　　因此，地方通讯员一定要改变狭隘的地区观念，树立全局思想，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诸如全国重点建设项目，全国五百家大中型企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一类有全国地位的项目，不是第一，也是名列前茅；不是产量最高，就是出口最多；不是规模最大，就是历史悠久。总之，要扬长避短，发挥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把你所在地区在全国能“叫得响”的东西重点报道出去。这些题材，由于其本身具有全国意义，较能引起外界公众的注意，一般较易为对外新闻单位采用。

　　其次，不放过国外读者感兴趣的小新闻，善于从小事来反映中国今天的变化，也即是“以小见大”的报道。有人说，我们县没有一个项目居全国第一，不就没什么可写的了么？诚然，重大新闻资源匮乏是对外宣传的“劣势”，但只要开动脑筋，发掘一些小新闻事件的意义，写出地方特色，使之成为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侧面，还是具有可读性的。驻京使节专家的夫人在北京过春节学包饺子，《人民日报》海外版采写了通讯。中国母亲和苏联女儿在天津喜相逢，《瞭望》海外版作了专访。德国专家在山东德州与中方合作愉快，《走向世界》杂志约这位专家撰写了文章。中新社报道了《广州人无河海鲜不成宴》、《南京街头布满礼品屋》、《青岛出现比基尼泳装》。这些稿件事情不大，都颇引人入胜。

　　再看外报外刊，写中国地方有特点的以小见大的新闻也为数不少：《北京一家私人书店为生存而斗争》(美联社)，《成都华茂当铺开业经营》(《华尔街日报》)，《从湖北农村一所小学见闻看中国农村教育》(《纽约时报》)，《江西一位企业家创业的历程》(英国《卫报》)，《陕西榆林人向沙漠要耕地》(《大公报》译载)。这说明，有地方特色的新闻在海外很有市场。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善于观察，将其新闻价值发掘出来，“劣势”便转化为优势。

　　第三，选择对外角度。角度是人们观察人与事的立脚点。地方领导人作报告，国内报刊的文章，往往从总结工作、推广经验的角度出发。对外报道不承担这一任务，照搬国内角度来写肯定不会成功。对外角度，一般应与国外读者有联系，容易引起他们共鸣、易为他们理解接受的方面入手，要善于以国外读者的眼光确定哪个方面是新闻主体，哪个方面作为背景。如报道某地经济发展，先写总体增长若干，随后介绍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外贸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是大而全的角度，对内报道尚可，对外便不甚理想，而从外经、外贸入手进行对外报道，便较为妥当。某领导人发表施政报告谈如何改变贫困面貌，使人民过上温饱生活，对外应把他谈到的扩大开放的部分加以突出。有一篇通讯员来稿写一棉纺织染厂“紧中求活，难中取胜，想方设法渡难关，提前实现双过半”，完全是对内角度。经请作者补充材料，选取该厂与港商在马尾合资经营的角度编发，香港报纸立即采用了。

　　第四，遵循“实事求是，真实全面”的原则，对外稿要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当然。可以以喜为主，喜中带忧；也可以以忧为主(数量不宜过多)，忧中见喜。可以先忧后喜，也可以先喜后忧。力戒一好百好、一无是处两个极端。

　　持较公正客观立场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基本上都是这样来报道中国的现实的。如路透社说：“上海开始进行外汇期货市场的试验，但是，像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大部分尝试一样，前面仍然有许多障碍。”该社另一则报道说：“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工业污染、人口剧增，一些古老建筑物被拆毁……不过，当地官员说，今后这个城市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公报评述烟台拟建保税区，客观写到了“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广泛建设保税区，众说不一。”

　　中新社今年来注意在报道中体现这一原则。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华埠繁荣背后的隐忧》、《做女人难，做女市长更难》、《渴望现象引出的话题》、《走私艇撞沉深圳缉私艇后引起的反思》、《中国女足的优势正在消失》、《都市就业反差与双难选择》等。经验证明，这种不讳言困难问题的稿件易为外界接受。

　　第五，交待必要的新闻背景。

　　地方通讯员来稿中的一个共同性的缺点是：孤零零地报道一个新闻事实，没有纵的历史、横的方面的比较，看不出新闻的意义何在，令不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摸不着头脑”。

　　对外新闻交待必要的背景，有助于加强稿件的纵深感，突出新闻主体。有时新闻背景是事件产生的原因，不交待便会给读者带来疑问。有时新闻背景是说明新闻事件的地位和意义。如前些年，新华社发的对外稿《中国东北一城市优惠向居民出售住宅》，原稿就四平市写四平市，全国意义不突出。编辑部请记者补充了一段背景：“拥有四万户居民的四平市是试行购房新办法的四个城市之一，另外三个城市是常州、沙市、郑州。”这样，四平优惠售房就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有全国意义、有代表性，显示一个动向的一个改革措施了。接着，编辑又加了一段背景材料：“迄今为止，中国居民住房主要靠房管局和工作单位分配，房租是象征性的，勉强相当于住房维修费用。”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要试行公家建房向市民出售的办法，使读者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又如一篇报道上海幼儿患龋齿病的消息，最后加了如下背景：“中国十亿人口中，有四亿人患龋齿病。世界卫生组织已把龋齿列为第三位重点防治疾病”。在报道广州开设滋补酒楼的消息中，记者交待了：“1980年，成都诞生了国内第一家药膳滋补店，随后天津、北京等地的药膳厅相继开业。……中国药膳源远流长，传说夏末商初药膳已经问世”。这些背景运用得当，赋予稿件全国意义。

　　第六，发掘新变化，寻找新角度，使“老基地”多出稿。有人说，我这个县、这个地区对外报道的重点就那么几个，去年写了今年写，重复来重复去，好像没有什么材料可写了。其实，万物无时不在变化，同一棵树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只要细心揣摩，总可以发现今天跟昨天的区别，找到对外报道的“新闻眼”。

　　中新社山东记者站对此深有体会。他们说，一项活动年年搞，年年会有不同处；一个地方月月来，月月都有新内容。记者的本领就在于认真观察比较，把不同处“挖”出来。以我们涉足最勤、报道颇多的“孔子故里”、“金城天府”为例，曲阜的报道先后已有50余篇，以后又新上十余篇，多为新变化，如《三孔修葺一新》、《曲阜推出十项旅游活动》、《八百外宾游三孔》、《孔子事迹图雕刻壁画在孔庙展出》等。山东黄金生产基地也出现往年没有的事：《山东实行封闭式黄金生产》、《现代化金矿今年建成》、《招远整顿黄金生产秩序》、《国家投巨资开发山东重点金矿》。我们一年内三采金矿，尽力去淘那里的新闻之“金”，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末了还应指出，对外介绍中国，有规律可循。但各个不同的对外新闻单位都有其特定的读者对象，传播方式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会完全一样。音像和文字、新华社和中新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华声报》，格调用语就有差异。地方通讯员要摸索并掌握主要对外新闻单位的具体要求，给不同的单位写不同的对外稿，这也是一种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