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一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但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能让农民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将能有效地化解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一份摘编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间传阅。半月之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这份并不起眼的新农村建设材料上做出批示。

　　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报告摘编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汇报，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有关。

　　这是国家领导人对五位教授上书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对该报告予以批示，认为报告反映的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报告反映的新情况抓紧研究。

　　一年前，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度，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他们集体失语了。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外部力量主导

　　在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出现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培训农民等项目；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

　　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化同步进行，解决“三农”问题，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贫民窟。

　　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比如，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应该发展“村容整洁”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

　　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多种模式：传统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农村，以韩国、日本新村建设为模板的新农村，以华西村为模板的新农村甚至新村庄建设的新农村等。

　　“新农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可能有关方面也没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在查阅浩瀚的各种论述文章之后，叶敬忠，这位长期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发现，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听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农村外部群体的主张和建议。

　　另类新农村建设

　　2006年初，国家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006年5月至6月，叶敬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分别位于中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四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

　　他们调查统计发现，在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这一点上，46.8%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34.3%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4.7%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8%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仅有6.5%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

　　事实上，从2006年至今，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盖房、修路，有些地区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绝大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缺少实际的举措”。

　　2006年农业部颁发的《农业部关于实施“九大行动”意见》中，将新农村示范行动列为主要任务的第一条。但是，这种示范行动在实际操作中，却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违——缺乏普及意义。

　　以试点村为例，调研组发现，一个县试图将扶贫村列为试点村，结果，项目报到省里，硬是通不过。

　　原来很多试点村主要选择经济条件好、有优秀的领导班子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村落。其中，某县的试点村选择的是移民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移民村本来就要投入资金建设房屋，“移民有上级拨款，一并解决了”。这些试点村的财政拨款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元之巨。结果，移民村、文明村、旅游村、生态村便成了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

　　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川西一个村庄改造，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万元修一栋房子，房子建好了，又要求别墅化——修车库。不过，他们发现最终猪圈、厕所都没有修。

　　“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方法来建设试点村，对这些试点村而言，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农村社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取得的经验无法推广。”叶敬忠说。

　　叶敬忠在甘肃调研发现，很多家庭80%以上收入用于教育，“即使政府出资达到70%、农民出资30%，也建不成新农村”。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向调查组介绍，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工作，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新农村建设，如果把新农村当成一个目标，他们离这个目标太远了。显然，对于全国超过6000亿元负债的基层财政来说，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异常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