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说地方官员失信也要分析一些原因：

　　从政策来说，目前很多事情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地方如果有钱，那很多事情都很好办，办好了就是好政府，但是地方如果没钱的话，也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从财政体制上来说，现在财力集中中央，虽然经过转移支付，但地方之间并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的预算刚性不够，弹性太大。官员没钱到处找钱，有钱可以随意乱花。

　　从文化上看，中国是熟人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无数事情都喜欢找熟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多数官员就会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即使擦着边线也就给熟人办了。

　　“他们有自己的苦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王丛虎接受采访时举例说，比如，湖北汉川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在当地接待的酒只许用云峰酒业的酒。“这个政策任何人一看都会感到很低劣，但它的出台也有它的基础，那就是在绩效考核基本上以甚至唯一以经济为指标时，哪家政府愿意得罪能够给GDP带来好处的企业呢，在维护其中一家企业利益时，或许同时就是对其它企业利益的一种侵害，这就出现了很多政府信用的问题，虽然一些看似低劣的政策给政府诚信度带来了影响，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认为，很多政府信用问题归根到底是因经济压力所致，如果绩效考核标准紧盯的不是经济，而以为公民做了什么为导向，政府能够保证财政的供应，那么信用危机自然会有好的转机。但现实是，很多当地政府的地方财政已经保证不了他们的正常支出，这才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讨论政府信用的时候，应该看到政府不讲信用的背后与政府相关管理制度相关。只有从根上解决问题，才能有效恢复政府信用。”

　　但无论如何，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对其失信行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强势性、官员的自利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道德资源的短缺性、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失信成本的低廉性等等，都是导致政府信用失范的原因。

　　同时，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加上他们的失信成本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几乎是0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信行为的频频发生。

　　“在中国这种环境下，监督是缺位的，舆论监督、议会监督、群众监督，哪一个监督都没到位，上级对下级官员管理也不够，查处力度也不够。这种情况靠教育是没用的，还是要从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加重处罚这些方面努力。” 郑宪宏不太乐观，认为整个转变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而在目前，当遇到政府官员失信的情况，各地的商人大多只能通过在当地的商会组织，由商会出面协调、施加压力，反映自己的诉求。

　　信用应成为官员最有价值的政绩

　　显然，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而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如果失去了诚信，犹如一个人失去了灵魂。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失信将在社会整体层面上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责任，如洛克.霍布斯所认为的那样，信用和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不容否认，较短的任期是许多政府官员采取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为了追求可以看得见的政绩而违背对社会的承诺。有学者主张，如果我们将信用看作是政府最有价值的政绩的话，并把这一理念制度化，信用将会成为每一位离职官员的政绩纪念碑。(文 /《小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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