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在日常执法中对“非法雇用童工”保持高压的态势，也许王磊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在知悉王磊事件后，主动依职权调查取证，王磊的维权也不会因个人取证的困难而感到无奈。

　　王磊，今年15岁，江苏徐州人，在厦门成为“外来童工”。4个多月前，王磊在加班时因机器开关失灵被机台碾掉4根手指。现在，他想认定工伤并找公司索赔，公司却一口咬定他不是公司员工，厂里的30多名工友也无人敢站出来为他作证。小王磊说，他已经丢了4个手指，希望他的工友们不要丢了自己的良心。(11月18日《海峡导报》)

　　一位身处厄境中的15岁少年说出的这番话震撼人心，但未必能震撼公司老板与工友们的心。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还相信如果人丢了自己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安。在市场化的时代，并不依靠个人的道德操守保障良心与人如影随形，而是依靠法度来维系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如果有人在这个法治时代连良心都出卖了，更该反过来检讨一下，作为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维系者的法度有没有在正常运行，负有执行法律之责的职能部门有没有疏于政务？

　　尽管小王磊的悲剧发生后，当地劳动执法部门已经本着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要求垄江公司拿出证据证明王磊不是他们的员工。但这样的作为仍显被动与消极。作为劳动执法部门，其职责并非仅仅是在小王磊遭受维权困境后提供法律帮助，而是应主动依职权严厉查处劳动违法行为。

　　从立法上溯源，国务院早于1991年4月就颁行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经2002年修订以后，在执法依据上已基本解决了规制、查处及惩治使用童工的障碍。在我们这个已经确立了“依法行政”为治国方略的国度里，童工问题不但是社会问题、发展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童工成为“现象”既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教育与医疗的商业化以及资本内在的逐利天性，也归咎于职能机构的执法不作为。查处“童工”是职能机构的一项“依职权行政行为”，这一行为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有所作为的。但从公共媒体上看来，查处“童工”又有成为“依申请(或依曝光)行政行为”的迹象———似乎未经媒体曝光，相关职能部门就找不到那些违规雇用童工的不法厂商。

　　假如对非法使用童工的严厉打击是一以贯之，年仅15岁的王磊也许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进厂，并发生事故。也许人们不得不面对“没有假如”的现实，是的，劳动执法部门囿于人力等原因，总有监管不到的地方。那么，在王磊事件发生后，劳动执法部门该十分清楚垄江公司存在着非法雇用童工的事实———尽管没有工人敢于站出来为王磊作证。

　　事实上，王磊断指后，是一个名叫肖全的老员工骑着摩托车，送他去的厦门市第三医院，又是公司司某接到肖全的电话，在几分钟后赶到第三医院，开着车把王磊转送到了厦门海军医院。王磊住院一个月，经过两次手术，花费了15000多元，所有的治疗费也都是公司出的。如果王磊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难道该公司是在做慈善？支撑这些事实的证据，均应由劳动执法部门主动搜集。一旦证实了王磊与垄江公司的劳动关系，相应的行政处罚也应及时到位。

　　换言之，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在日常执法中对“非法雇用童工”保持高压的态势，也许王磊的悲剧就不会发生。退一步讲，如果劳动执法部门主动依职权调查取证，王磊的维权也不会因个人取证的困难而感到无奈。当执法不为，或执法不严，人们就难以指望良心不会屈从于权势与物欲。(王琳）